反而放宽了对于科道的限制，大幅度的增加了都察院等监察机构的权力，加强了对于地方和朝廷各衙门的监察，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监察御史和给事中的数量大幅度的上升，同时巡按御史派出的数量和频率都远远超过前朝。
不过现在在科道的权力扩张之后，朱载坖也感觉到了其中的弊端，就是监察权和行政权的混同，或者说是监察权的行政化，这点是朱载坖现在最担忧的问题。
朱载坖和叶向高讨论完了京察大计之后，也询问了叶向高对于此事的看法，朱载坖问道：“叶科长（都给事中别称），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又以刺史以六条问事绳之，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大小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然刺史权重，凌驾州郡，此何以解之。”
朱载坖对于西汉刺史职权的扩大，显然是十分的警惕的，以西汉为例，原本刺史是朝廷派驻地方的专职监察官，若常驻地方，虽便于严密审视郡政，却有“地方化”的风险。
汉代设立刺史，要求刺史每年八月出巡地方，年底回京奏事。到东汉初，就不再回京奏事，完全“地方化”了。刺史监察地方虽然便利，但随着刺史与地方政务的联系日益紧密，朝廷对刺史的控制便随之松弛。刺史部(州)最后发展成为郡以上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正肇端于其地方化。
叶向高当然知道朱载坖的意思，朱载坖问的不是汉武，而是大明，因为现在大明也出现了西汉的这个问题，在大明初年，地方就是三司，即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分权，消除了地方对于朝廷的威胁，但是很快新的问题就出现了。
大明的这个操作，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花样，历代朝廷常常分割地方事权，将军事、民政、财政、司法诸权分授不同的官员并使之互不统属，各自平行隶属于中央的相应上级，以使其相互牵制。
然而这样的体制往往极无效率，平时政出多门，终日扯皮，一旦有事则相互推诿，甚至造成地方官府职能瘫痪。于是不得不另设一首长总掌诸政，统一事权。然而这样又导致尾大不掉，威胁中央集权，不久又不得不再度分权。
在之前的历代，这种事情总是不断地发生，秦汉时的郡一级本是分权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