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郡守掌行政、郡尉主军事、监御史管司法与监察，“三权分立”而互不相属。
然而到东汉至隋，州刺史（州牧）便大权独揽，兼统军民，自专财政与司法，俨然一方之土皇帝。甚至到了唐末五代，酿成了藩镇之乱。
两宋惩唐末五代之弊，在路一级分设帅司（安抚使）、漕司（转运使）与宪司（提点刑狱使），路下的州军又设通判以分知州知军之权，将地方权力尽可能的割裂，这样确实是保证了没有藩镇之祸，但是也导致了两宋对外的极度软弱，因为这种体制下，朝廷行政效率低下，难以极重支援应对战争，只能够采取守内虚外的措施。
到了元代之行省，事权再度集中，行省平章为一省军民之共主，据地自雄，早在元中叶便发生了诸行省军互相攻伐的“天历之乱”，元末更酿成了行省军阀群雄割据之局。于是本朝惩前元之弊，再度采取分权的措施，也就是在地方的三司分治措施。
但是很显然，这种制度行政效率低下，加之本朝制度本就比较粗疏，到了天顺以后就难以维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