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局，已经正如到你们厂了。”
“哎，昨天，昨天下午到的。李书记，我……我正想向您检讨。上次工人……情绪激动，采取了不恰当的方式，给县委、县政府，特别是给市委于书记的视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我作为厂工会主席，没有提前做好工人的思想疏导工作，事发时也没有能力有效劝阻，事后……也没有及时向组织说明全部情况，我有责任，我向您，向县委检讨。”
他语气诚恳，带着自责。
我看着他的眼睛，问道：“周平同志，上次的事，经过公安机关调查，认定不是你组织煽动的。这个结论，县委尊重。但我问你，你事前是否知道工人们有计划要采取围堵路线的行动？”
周平抬起头，眼神坦荡，但带着无奈：“李书记，我……我知道一些风声。有几个老工人，跟我发过牢骚，说要去路上拦车，要讨个说法。我劝过他们，说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但他们……情绪很大，听不进去。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也没有及时向厂党委和上级报告。”
我点点头。他没有完全推脱不知情，承认了“知道风声”和“劝阻不力”，这个态度是实在的。在那种情况下，一个工会主席，面对群情激愤的工人，有时候确实力不从心。
“嗯，情有可原。”我缓缓说道，“工人要吃饭，要发工资，这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啊。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情绪激动，采取一些过激行为，虽然错误，但根源还是要找到，要解决。堵不如疏。周平同志，今天找你，不是要追究你上次的责任。主要是想通过你，更深入地了解一下棉纺厂的实际情况。棉纺厂搞到今天这个地步，债务堆积如山，亏损越来越严重，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周平听我这么问，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搓了搓手，像是在组织语言。“李书记，要说棉纺厂为什么亏损这么严重……这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它是个综合问题，是多年积累下来的。”
“不着急，慢慢说。三句五句说不清，就十句八句。今天时间充裕。”我端起茶杯，示意他继续。
周平开始说道：“首先，从大环境说。大概从八十年代末，八八、八九年往后吧，纺织行业的竞争就明显加剧了。南方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上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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