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新，机制活，成本低。我们厂是老牌国企，规模大，负担重，就像一艘大船，掉头慢。在体制机制上也不灵活，很多决策要层层审批，跟不上市场变化。所以效益就下滑，九一年、九二年，亏损就越来越明显了。”
“这是外部原因。内部呢？”我追问。
“内部……”周平顿了顿，“设备老化是个大问题。我们的很多纺机、织机，还是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的。效率低，能耗高，生产出来的坯布，质量不稳定，档次也上不去。市场上同类产品多，我们的没优势，价格卖不上去，就积压。库存越压越多，资金就转不动。然后……为了回笼一点资金，这些积压的产品，很大一部分最后都只能……按残次品或者等外品的价格，亏本处理掉。”
我听着，心里一动。在省委党校学习时，听省里经侦部门的同志讲过一些案例，有些国企负责人，就是通过“将正品当残次品低价处理”，再与外部勾结，套取差价，中饱私囊。棉纺厂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周平同志，”我放下茶杯，“设备老旧，可能影响产量和效率，但按理说，只要工艺和原材料控制得好，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不应该是决定性的吧？怎么会有那么大比例的‘残次品’需要处理？这个质量评定，是怎么个程序？”
周平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也带着点无奈：“李书记，这个……我主要管工会，对具体的质量评定和销售环节，介入不深。质量评定，有技术科、质检科的一套流程，最终销售定价，是供销科和厂领导定的。他们说产品有瑕疵，达不到正品标准，或者市场不接受，只能降价处理，我们下面的人也……不太好说什么。反正，最后账面上，就是亏损。”
我点点头，没再继续深问这个点，转而问道：“还有其他导致亏损的原因吗？”
“有，人工成本太高。”周平说道，“我们厂在职职工一千四百多人，退休职工还有三百多，加起来小一千八百人。这一千八百人，一年的工资、医药费、劳保福利，加起来就得小四百万。李书记，您算算，这一年四百多万的硬支出，厂里得卖多少布才能挣回来？这么高的成本背着，产品利润又薄，这债务可不就是越垒越高吗？”
我在心里快速盘算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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