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任是谁？是我吗？还是那具“子时”的尸体？还是沈鹤亭？分不清了。
从圣保罗飞多哈，再从多哈飞广州。加起来快三十个小时，我在飞机上睡了醒，醒了睡。梦里没有塔，没有尸体，没有老祭司，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黑，像塔里的那种黑，浓稠的、沉重的、什么光都照不进去的黑。我在那片黑暗里走，走了很久，走不到头。没有脚步声，没有呼吸声，什么都没有，只有黑暗。梦醒的时候，飞机在下降。窗外是广州的夜景，万家灯火，密密麻麻的，像一地的星星。我盯着那些灯光，眼眶忽然湿了。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那座塔里没有光。八百年来都没有光，只有春分那天，天窗打开的那一小会儿，光从塔顶钻进来，在地上形成一个眼睛的形状。它等了一年又一年，就为了那一小会儿光。
我回来了。出机场的时候，天快亮了。广州的早晨雾蒙蒙的，空气中有一股熟悉的潮湿味道。不是雨林的那种腐叶味，是城市的那种潮湿，混着汽车尾气和早餐铺的油烟。我上了一辆出租车，说了家里的地址。司机是本地人，听口音。他没跟我聊天，我也没说话。
到家了。楼下的保安换了人，不认识我，拦着问了半天。我说我住这里，他说没见过你。我掏出身份证，他看了半天，还给我，打开了门。电梯里的广告换了，之前是卖房子的，现在是卖车的。我按了楼层，电梯往上走，门开了。走廊里很安静，地板拖过，干净的。我站在家门口，掏钥匙，钥匙插不进锁孔。不是锁换了，是我的手在抖。插了三次才插进去。
门开了。家里的味道还在——木头家具的气味，混着很久没住人的灰尘味。窗帘拉着，客厅里很暗。我把背包放下，打开窗户，风吹进来，窗帘被吹得鼓起来，像一个巨大的肺在呼吸。我站在客厅中间，看着四周。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架，走之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茶几上还有半杯水，走之前没倒，现在水干了，杯底留下一圈白色的水垢。
我走到卫生间，打开灯，镜子里的自己瘦了一圈。颧骨凸出来了，眼窝陷下去了，嘴唇干裂。左手的疤没了，但右手的虎口上，那个针尖大的红点还在。不是之前那种小红点，长大了，像一颗痣，暗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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