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得沉闷，这里常年只有铁镐敲击岩石的叮当声，运煤车的轮子在轨道上滚动的嘎吱声，还有远处巷道深处传来的、永远不停的水滴声。
让-皮埃尔的小组有五个人。他们彼此不说话，只是沉默地走向工作面的支道。说话消耗体力，而体力是这里唯一有价值的货币。
第三支道确实在渗水。岩壁上凝结着水珠，不时滴落，在地面的煤灰上砸出小小的坑。
支撑木看起来还算结实，但让-皮埃尔用手摸了摸，木头是湿的，已经开始发软。
再往上，岩层有裂缝，很细，但煤灰正在从那里被水带出来，像黑色的血。
“加固过了。”老约瑟夫说，他是小组里年纪最大的，五十八岁，在井下四十年，“但水太大了，我看这巷道撑不过下周。”
“工头说只管挖煤。”让-皮埃尔说。
“工头在地面上，穿着大衣，烤着火，他当然这么说。”
但他们还是开始工作。铁镐举起，落下，煤块崩裂，滚落。
十四年前他第一次下井时，父亲还活着
父亲手把手教他怎么站立，怎么挥镐，怎么听岩石的声音判断哪里是煤层哪里是岩层。
“煤是黑色的血，”父亲那时说，“我们的血是红色的，流出来，变成煤，然后烧掉，温暖别人的家。”
现在父亲死了，煤还是黑色的，别人的家还是温暖的，而让-皮埃尔的家是冷的。
中午，他们坐在地上吃饭。
面包是冷的，硬得像石头，就着水壶里的凉水咽下去。
老约瑟夫从怀里掏出半截皱巴巴的香肠，用生锈的小刀切成五段，分给每个人。这是难得的奢侈。
“听说了吗？”小组里最年轻的安德烈突然说，他二十二岁，话多，还没被矿井完全磨掉说话的欲望，“议会又打起来了。”
“哪天不打？”另一个人嘟囔。
“这次不一样。左派说右派违宪，右派说左派违宪。议会停摆了。新国王保罗森二世好像什么都做不了。”
保罗森一世去年遇刺的消息传来时，整个矿区沉默了片刻，然后继续挖煤。国王对矿工来说太遥远了，就像布鲁塞尔议会里那些穿着西装的人一样遥远。
他们争吵，制定法律，决定税率，决定矿山属于谁，决定煤卖多少钱，决定矿工该拿多少工资，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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