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不知不觉滑入1968年的春天，尽管枝头已见新绿，但笼罩在四九城上空的空气，依旧带着去岁未散的凛冽余韵。
中小学校在中央三令五申的《通知》下，总算陆续磕磕绊绊地恢复了上课的铃声，琅琅读书声虽再度响起，却已物是人非，许多教师的讲台再也回不去了。
而大学的门，则依然紧闭着，曾经胸怀“革命理想”的大学生们，此刻大多在更为广阔的“天地”间彷徨。
真正撼动无数普通家庭根基的浪潮，是那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
它像一张无形却无比坚韧的大网，撒向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那些中学刚毕业或辍学在家、没有正式工作的青年。
上山下乡，不再是部分激进学生的“先锋”行动，而成了一场席卷全国带有强制组织色彩的运动，迅速取代了日渐失序的红卫兵浪潮，成为新的时代洪流。
95号四合院里，往年这个时候或许还在为开春的杂事、工作的琐碎拌嘴，如今却被一种更深沉、更焦灼的愁云笼罩。
各家各户但凡有适龄子女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几分。
前院的闫埠贵家，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
闫解旷，今年十七了，中学没毕业停课后，就在加入了红卫兵。
闫埠贵自己，因为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小业主”出身成分，学校恢复上课后，他那三尺讲台终究是没能再站回去。
没了固定的收入来源，本就精打细算的日子更是捉襟见肘。
这些天，闫埠贵几乎跑断了腿，求遍了所有还能说上点话的旧相识，老脸赔尽，笑容僵在脸上，目的只有一个：给儿子闫解旷在城里找个正经工作，哪怕是最低级的学徒工也行。
可现实冰冷如铁——城里的工作岗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甚至一个坑边还围着好几个萝卜，哪有空位给他这个失了势，成分还有瑕疵的穷教师的儿子？
除非他闫埠贵自己能让出个岗位来，可他连岗位都没有了。
看着儿子沉默阴郁的脸，闫埠贵心里跟明镜似的：解旷这孩子，下乡的名单怕是逃不掉了。
家里还有个女儿解娣，年纪尚小，压力似乎能轻点，但作为父亲，那种无力感和愧疚，像钝刀子割肉。
闫埠贵只能反复掂量着家里的积蓄和粮票，盘算着能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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