矣，亦非矣。彼等虽无仁义之名，却有实效之功。其国视海外拓殖为国策，设特许公司如东印度公司，集商贾之资，行国家之权；募水手冒险家，许以重利乃至土地。
一船出海，即为国家之臂；一金入港，即充国库之储。彼以利驭力，以力拓土，以土生利，循环不息，国势日强。”
他顿了顿，语气带着一丝悲痛“反观我朝，自永乐之后，罢宝船，禁海贸，视远洋为险途费帑，民间下南洋则被视为逃役走私。
士大夫但知诵经读史，不屑言利，更鄙夷商贾末业；朝廷但求守成安民，不思拓远。于是，天下之大，竟不知有殷洲；四海之广，竟容西夷横行！”
熊廷弼一时语塞，陛下所言虽与他固有认知相悖，可西夷实打实的成功，却让他无从辩驳。
李李邦华思索着，语气带着几分迟疑：“陛下，臣以为，此乃文明之异。我大明立国根本在农，讲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安土重迁，循环往复，所求在‘稳’。
西夷濒海小国，地狭人稠，赖以生存者，贸易与航海也，故其天性逐利而动，冒险远出，所求在‘变’。我朝物产已丰，何必效彼险中求财？
“物产已丰？”朱由校反问，指向那份南洋之战的缴获清单，“李爱卿，我大明太仓岁入，比之西班牙从殷洲一年所获如何？我北边九镇年饷，比之西夷一艘满载金银之帆船价值如何？
‘稳’固然好，然当西夷掠得巨万资财，以此铸炮造船，武装其军，今日可掠殷洲土民，明日便可掠南洋藩属，他日兵锋若再强几分，是否便要掠我大明沿海？
届时，敢问李大人，我大明，是以仁义道德退敌，还是以坚船利炮御侮？《司马法》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若一味守义避战，视海外之利如敝履，视西夷之强如无物，迟早要引火烧身！”
他环视众臣，语气愈发犀利：“朕看，这根本之弊，或许不在财力多寡，不在勇气有无，甚至不在舟船技艺。而在于‘观念’二字！”
“我朝士人，自幼习读经史，沉浸于仁义礼智、修齐治平之内向伦理，于天文、地理、格物、经济等外向实学，往往视为末流。朝廷决策，多虑中原安否、边墙固否，视万里海疆为天然屏障，而不思开拓。”
儒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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