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黄册。
超频大脑里，前世那些关于“马尔萨斯陷阱”、“人口爆炸”、“粮食安全”的数据疯狂滚动。
一亿六千万人，在这个生产力水平的时代，已经接近生态承载的极限。
更麻烦的是结构——册子上清楚写着：城市人口暴涨。
北京从八十万涨到一百二十万，南京破百万，苏州、杭州、广州这些通商大埠，人口都翻了一番。
带来的问题一大堆：住房紧张，贫民窟蔓延；卫生恶化，去年南京一场时疫死了上万人；治安案件年年增，小偷小摸都算轻的，光天化日抢铺子的案子，月月都有。
“诸位，”苏惟瑾合上册子，声音不高，却让满屋安静，“还记得嘉靖三十八年，陕西大旱么？”
几个老臣脸色一变。
那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流民百万，差点酿成民变。
是苏惟瑾当时还是靖海伯，力主调南洋粮、开仓放赈，又强推番薯补种，才堪堪稳住。
“当时陕西人口多少？八百万。”苏惟瑾环视众人，“现在呢？一千三百万。”
“耕地呢？没增反减——因为修路、建厂、盖房子，占了不少良田。”
他顿了顿：“若再来一场嘉靖三十八年那样的旱灾，诸位算算，要多少粮食才够？”
“常平仓那点存粮，塞牙缝都不够。”
没人说话了。
“所以，”苏惟瑾起身，走到那幅巨大的《大明疆域全图》前，“今天不谈祥瑞，不谈武功，就谈一件事：怎么让这一亿六千万人，不但今天吃得饱，十年后、二十年后还吃得饱。”
三日后，文渊阁东厢房开了个特别的会。
与会的不止六部九卿，还有格物大学农科的山长、户部钱谷司的老吏、甚至请了几个南直隶、湖广的老农——都是种田能手，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
苏惟瑾让人把各方意见汇总，最后定了四条：
“第一，继续推广高产作物。番薯、玉米是好，但也不能光靠它们——吃多了烧心。”
“农科加紧培育新稻种，选育抗旱、抗虫的麦种。”
“还有，推广‘稻-薯’轮作、‘麦-豆’间作，地不能歇着，但也不能硬种。”
“第二，开荒。”他手指点向地图，“东北黑土地，顶得上江南三倍的肥力，如今才开了不到一成。”
“西北河套、河西走廊，只要修好水渠，就是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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