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江西是“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鱼米之乡的湖南“自岳而长，村不见一庐舍，路不见一行人”。
而康熙采取了积极的政治、经济改革，奖励垦荒，轻徭薄赋，惩治贪污，并且兴修水利，节约开支，1681年(康熙二十年)后，清朝的财政收入大为好转，1709年(康熙48年)后，户部库存银由一千二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到1722年(康熙61年)，全国人丁增至两千四百九十多万口，田地增至七百三十五万顷。1661年，顺治年间，人口不过1亿左右，到1791年，乾隆年间，人口数已经上升到3亿。社会出现了相对繁荣安定的局面，史称康熙盛世。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清朝的政策有很大关系，康熙实行“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之策。雍正推行“摊丁入亩”的税赋改革，取消了千年来的人头税和丁役银。这些都极大的鼓励了中国民间人口的繁荣。
这样的局面，是清朝政府积极的政策使然。清朝政府的改革已经超过了张居正时期的成就，相对于明朝中后期一百多年的昏君、特务政治、党争，以及苛政来说，说前清“康熙盛世”并不为过。
表面上，明朝政府是在内有李自成、张献忠，外有女真的夹击下最终灭亡，但是以后金区区数十万人口，十来万兵力，又或是在饥饿状态下的几乎毫无战斗力的百万流民，是没有可能推翻一个只要稍微积极一点的明朝帝国。
如果没有女真，也没有李自成，明朝继续这样毫无活力，步履蹒跚的走下去，民众也继续对压迫和恐怖无动于衷，冷漠而麻木的接受这一切，那么，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
中国又能够凭什么来改写近代那么最屈辱的历史呢?
明朝之灭亡，实属咎由自取，明朝上至皇帝大臣，下至贫民百姓，都难辞其咎，明朝的命运操纵在他们手里，而他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或者容忍了不公正的对待，也就势必遭到报应。
中国近代之衰落，现代之复兴，未来之命运，都是同样的道理。
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今天我们所做的就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在一百年后，一千年后，后人会惊叹我们勇气和先见之明，还是会诅咒我们的怯懦和愚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