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没有看那些狼藉的废墟，而是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拨开覆盖在一处被掩埋的、尚未完全枯死的槐树苗根部的泥沙。他找到那截顽强的、带着微弱绿意的根须，轻轻拂去上面的泥，然后，他掰开念禾的小手，把那截带着泥土的根须，放进她小小的掌心。
“禾禾，”他指着那点微弱的绿，声音轻得像叹息，又重得像誓言，“你看，土被撕开了，可根，还活着。只要根活着，这地，就还能长出新的树。”
念禾似懂非懂，却用力点了点头，把那截根须攥得更紧，小脸上写满了郑重其事。
那一刻，我站在不远处，望着父子俩在废墟边缘相依的身影，望着陈砚沾着泥污却异常沉静的侧脸，望着念禾掌心那点倔强的绿意，忽然彻悟：所谓岁月刻下的脚印，并非只是平坦大道上留下的清晰印记。它更是这深重的泥泞里，一次次跌倒又爬起的踉跄；是巨大创口旁，俯身寻找一线生机的卑微姿态；是明知前路艰险，却依然选择牵起稚嫩小手，继续向前的、沉默的勇气。
土地不会遗忘任何一次伤害，但它更不会放弃每一次愈合。而人，亦是如此。
重建育苗圃的过程漫长而艰辛。陈砚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又向信用社贷了一笔款。他白天带着几个壮劳力清理废墟、加固山体、重新规划灌溉系统；晚上，则在昏黄的灯下，一遍遍修改图纸，计算成本，手指被铅笔磨出了厚厚的老茧。我则带着念禾，负责后勤——煮饭、送水、整理苗木档案，有时也帮着搬运轻便的工具。念禾成了最小的“工人”，她的小手搬不动铁锹，就负责给工人们递水，或者蹲在角落，用泥巴捏出各种各样的小树苗，然后一本正经地“种”在晒场边的空地上。
日子在汗水和尘土中一天天过去。陈砚的鬓角，悄然染上了几缕霜色。那霜色，在阳光下，像初春麦田里最早冒出的、带着寒意的嫩芽。可他的眼神，却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亮，更沉，像经过烈火淬炼后的精钢，褪去了少年人的青涩锋芒，沉淀下一种磐石般的、令人心安的质地。
五年后，当育苗圃以全新的面貌重新矗立在槐树堐的土地上，当那片曾被泥石流撕裂的山坡，被一片郁郁葱葱的、由陈砚亲手培育的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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