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而且日本社会对家庭主妇的福利也是年收入必须要在100万以下，才会由官方为其缴纳社保和医保并提供育儿补助，因此丈夫的收入才是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打零工赚的钱一年能有300万差不多了，和之前差距极大，很快退职金耗尽，零工不稳定，家庭矛盾爆发，在激烈的争吵后，妻子带著儿子回了娘家，最终离婚。
彻底孤身一人的江头刚之，终于决定申请生活保护（低保）。
然而，他遭遇了日本社会福利体系中最令人绝望的环节之一「水际作战」（水降作戟）。
前文已经说过了，这是日本地方县为了节约支出而采取的特殊手段，毕竟日本没有户籍制度，没有暂住证制度，而且理论上来说「租售同权」，因此不存在年轻人恶意进城打工和恶意返乡的问题，但是年轻人确实都跑到东京都城市圈、名古屋和京阪神工作去了，在那里交税，这些地方县市能收到的税越来越少，而地方要负担的老人和育儿开支越来越多。
日本毕竟是地方各地自治自行民选知事和议员，不是中央集权制度，因此「水际作战」应运而生。这不是正式政策，而是一种基层福利事务所常用的、旨在减少申请人数的非正式手段：工作人员会以极其严苛、近乎羞辱的态度反复盘问申请者的财产细节、亲属关系、求职努力，提出各种难以完成的文件要求，并暗示「还有工作能力」、「应该靠家人」、「申请福利是耻辱」。江头刚之的请求一次次被驳回，一次次补充材料，一次次面对工作人员冰冷怀疑的目光和隐含的指责一「你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怎么就活不下去了？」
反反复复之中，他的尊严被彻底碾碎，亲戚疏远，朋友消失，社会联结断裂。
五年前，他烧掉了所有身份证件，带著最后一点积蓄买的帐篷和睡袋，开始了真正的流浪，也就是所谓的「野宿型」流浪汉。
日本有不少流浪汉，但这些所谓的流浪汉一般指的是住在网吧或者公园窝棚、纸箱，会打零工，一个月会去领13万日元低保，每天固定去救济所和许多公益福利机构领取食物的流浪汉。
而江头刚之所谓的流浪，是从仙台到山形，沿著废弃的工厂和铁路线移动，像一片被工业化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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