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落里放着一台老旧的笔记本电脑和一台打印机的、像是一个战争时期的临时指挥中心一样的房间。
房间的中央有一张很大的木桌，桌上铺着一张地图。地图是手绘的，纸张很粗糙，边缘已经磨损了，上面的线条是用不同颜色的圆珠笔画上去的——蓝色的线是干河谷，棕色的线是等高线，黑色的点是水井的位置，红色的叉是武装据点的位置。
地图的右下角有一行潦草的法文，大概是某个图阿雷格人的名字和一个日期。
夫人走到桌子后面，坐下来。她的椅子是一把老旧的、皮面已经开裂的、弹簧已经失去了弹性的办公椅。
她坐在上面，身体微微后仰，双手放在扶手上，手指微微张开。那是一个姿态——不是欢迎，不是拒绝，是一种悬停在两个选项之间的、既不属于任何一方的、随时可以倒向任何一方的姿态。
“坐。”她说。
林锐没有坐。将岸没有坐。两个人站在那里，面对着夫人，中间隔着一张铺满了地图的桌子。桌上的地图在灯光下反射着微弱的光，那些红色的叉在白色的纸面上像一个个正在流血的伤口。
夫人看着林锐。那双浅棕色的眼睛在灯光下变成了深棕色的，像两块被磨光了的琥珀。她的手指在扶手上轻轻地敲着，那个节奏很慢，很均匀，像是一个人在听一首很慢的、很悲伤的歌。
“林锐，你知道我为什么帮你吗？”
林锐看着她。“因为你需要我的路。”
夫人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容，是一种更冷的东西。是一种一个人在听到一个她不想承认、但不得不承认的答案时，嘴角肌肉不由自主地做出的一个动作。
“是。也不是。”
她把手指从扶手上抬起来，伸到面前，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脖子上的那条金项链，把那个月牙形的银片举到眼前。银片在灯光下反射着白色的光，月牙的尖端指向她的心脏。
“我需要你的路。但我帮你，不是因为你的路。是因为——你欠我的。你欠我十七条命。你欠我丈夫的一条命。你欠我——”
她停顿了一下。
“你欠我一条路。一条离开这里的路。我在这片沙漠里待了三十五年。三十五年里，我见过法国人来，法国人走。我见过马里政府军来，马里政府军走。我见过秘社来，秘社走。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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