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案我要联署。你去跟几位老先生打招呼——中央委员里头，凡是当年在广州跟随过总理、这几年被挤到闲差上的，都可以谈一谈。不必谈政治，就谈这件事本身：东北光复，是不是该表彰？该表彰的事，联个名，谁也不吃亏。”
陈公博立刻懂了。这份名单一旦拉长，提案就不再是汪兆铭一个人的提案，而是“党内公论”。
“再有，”男人的笔停在纸上，“提案的抄件，给几位地方上的先生也送一份去。广西的德邻先生，山西的百川先生，四川的甫澄先生。不必写公文，写私函，语气客气一点。就说兆铭在中央提了这么一件事，为抗战将士争一点公道，也不知道能不能成。”
“不知道能不能成”这几个字，他说得极轻。
陈公博的呼吸慢了半拍。他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潜台词是：我替前线打了胜仗的人说话，可中央未必肯听。这话传到李宗仁、阎锡山、刘湘的桌上，他们各自会想什么，不必兆铭去讲。
“先生，这……会不会太早了？”
“不早。”男人摇了摇头，“季宽，你要明白一件事。今天全国人放的这几车鞭炮，不是放给我们，也不是放给中央。是放给东北那个姓楚的。这份人望，从今天起就是一件武器。这件武器现在没人握着——谁先伸手去扶一把，将来它就朝哪边响。”
“记着，我们自己的报纸不要写。”汪兆铭强调，“《中央日报》系统的碰不动，那也不必碰。找上海的商业报，找武汉的地方报，找那几个平日里最爱骂人的。让他们骂。骂得越野越好。我们一个字都不出。”
“若有人问起——”
“若有人问起，就说汪某人正在写提案支援东北抗战，无暇他顾。”汪兆铭淡淡道，“社论是言论自由，报馆的事，我管得着吗？”
陈公博记完，又想起一节。“汪先生，有一处我还是不放心。您从欧洲回来之后，一向主张对日和谈，这是政府里外都清楚的。今天忽然如此高调赞第六集团军之武功、催中央增拨军费……万一有人拿这个说事，说汪先生前后不一——”
男人抬起眼，看了他一会儿。
那目光里有一瞬间的不耐，很快又收了回去。
“季宽，”他说，“主和，是因为国力不足，打不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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