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和出版社都收到了分成，拿外汇。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老顾摇头。
“意味着笔杆子也能创汇。”林建把单据放下，“工厂、油田在挣外汇，你们的笔也能。以后谁再说文化人不生产，你把这个甩给他。”
这话传到文化口，传得很快。
……
到了十二月，风向彻底变了。
《灯塔下的阴影》在欧洲、拉丁美洲、亚洲一路放过去，票房和评论两头都赢。
伦敦的报纸说：“这不是一部电影。这是一面镜子。”
南美有个国家的首都，大学生游行时用西班牙语唱《妈妈的信》，唱的整条街都是。老罗听说后，头一个问题是：“他们唱跑调了没有？”
翻译说：“跑了。跑的还挺厉害。”
老罗急了：“那不行！我把谱子改成简谱，让他们照着唱！”
苏曼拦他：“老罗，人家有自己的唱法。歌传出去了，就不归作曲家了。”
老罗咂摸了半天：“也行。跑调也是唱。比没人唱强。”
南美一家老电影院的放映员记了一笔账，说这片子放了二十九场，场场满座。观众大多是穷人，散场的时候没人说话，都低着头走。
有个老人看完“情报机构策划政变”那一段，坐在座位上没动。放映员去问他，他摆摆手，说了一句话：
“这一段，我们这儿就演过。”
东京的影院门口排长队。记者拦住一个刚散场的年轻人问感想。年轻人只说了一句：“我们离他们太近了。”
什么意思，亚洲人都懂。
龙国自己家里也放。公社的放映队扛着机器下乡，露天挂银幕，男女老少搬着板凳坐了一院子。
片子里头，星条国的警察拿高压水枪冲游行的人。看到这儿，人群里有个老大爷“啧”了一声：“这水枪，比咱们村浇地的高压泵还冲。”
旁边人笑。笑着笑着，都不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