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德菈问。
“我是北平来的，七七事变后逃出来的。”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说。
“我是上海纱厂女工。”一个皮肤黝黑的姑娘说。
“我是东北流亡学生，家被鬼子占了，爹娘都死了。”一个瘦高个少年说，语气平静，但握紧了拳头。
他们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部血泪史，但说出来时没有抱怨，只有决心——要去延安，要学习，要打回老家去。
刻律德菈想起了自己在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战友：法国工人、德国流亡者、美国诗人、意大利反法西斯分子……他们也是为了理想远赴异国。不同的是，那些战友大多受过教育，有左翼思想基础；而眼前这些中国青年，很多是文盲或半文盲，他们的革命意识更朴素：鬼子杀了我的家人，占了我的家乡，我要报仇，要解放。
哪一种更持久？刻律德菈思考着。理想主义的火焰可能被现实浇灭，但血仇和生存的本能，会燃烧得更久。
不，两个都应该有。
1939年6月25日，黄昏时分，刻律德菈终于看到了延安的宝塔山。
那时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黄土高原上，给一切镀上一层温暖的光泽。延河如一条银带穿过山谷，河边有妇女在洗衣，孩子们在嬉水。山崖上层层叠叠的窑洞，像蜂巢，炊烟袅袅升起。简陋，甚至可以说是贫瘠——这是刻律德菈的第一印象。与重庆的拥挤喧嚣相比，延安显得安静而朴素，像一幅褪色的古画。
但当她走近，进入城区，另一种感觉扑面而来。
街道是土路，不宽，但打扫得干净。两旁有店铺，卖着简单的日用品：布匹、食盐、火柴、农具。行人很多：穿军装的士兵在操练，喊杀声震天；学生在露天课堂读书，坐在石头上，膝盖当课桌；妇女在纺线，纺车吱呀呀地转；老人在编草鞋，手指灵活如飞。
墙上贴着标语，白纸黑字，有的已经褪色，但字迹清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抗战到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还有漫画：一个巨大的拳头砸向矮小的日本兵，下面写着“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到处是声音：歌声、读书声、讨论声、笑声。最让刻律德菈震撼的是人们的眼睛。在重庆，她见过太多绝望、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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