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
3月21日，香港《南华日报》刊登了汪精卫的《举一个例》一文，公开为其对日“和平”主张辩护。3月30日，更爆炸性的消息传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艳电”，响应日本近卫文麿的对华声明，公开主张与日本“和谈”。
那天下午，刻律德菈在重庆街头亲眼看到愤怒的学生焚烧汪精卫的画像，游行队伍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一个老教授站在路边，泪流满面：“辛亥元老，党国元勋，竟然……竟然……”
回到住处，刻律德菈摔碎了茶杯。她在狭小的房间里踱步，像被困的母狮。
“软骨头的玩意儿！”她对着空气怒吼，用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中文混杂着咒骂，“一战的塞尔维亚都快亡国了，国王带着军队在山里打游击，也没有投降！俄国革命时，临时政府再怎么软弱，也没有和德国单独媾和！这个汪精卫，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却在国家最需要团结的时候，从背后捅刀子！”
小梅怯生生地递上一杯水：“阿姨，别生气……”
刻律德菈接过水杯，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但愤怒还在胸腔里燃烧。她经历过背叛——在西班牙，共和国内部的分裂导致了失败；在一战，意大利政客的短视让无数士兵白白牺牲。她太清楚，内部的蛀虫往往比外部的敌人更致命。
她坐下来，在日记里写道：
“1939年3月30日，重庆。
汪精卫公开投敌。这个曾刺杀前清摄政王、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革命者，如今成了最大的叛徒。
讽刺的是，他的‘和平论’在沦陷区或许有些市场——那些在战火中煎熬的百姓，那些失去一切的家庭，可能真的渴望和平，哪怕屈辱的和平。但在重庆，在延安，在所有还在抵抗的地方，这是最可耻的背叛。
蒋介石今天发表讲话，开除汪精卫党籍。但问题不在开除一个叛徒，而在如何防止更多叛徒出现。战争进行到第二年，物资匮乏，伤亡惨重，国际援助有限……绝望会滋生投降主义。
我必须关注两件事：第一，汪精卫的投敌会引发多少跟从者？第二，日本的诱降策略是否会分化抗战阵营？
明天我要去采访一些政治观察家。但首先，我得活下去——在轰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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