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学生、商人、苦力、妇女儿童……各种气味混杂——汗味、霉味、恐惧的味道。
轰炸持续了四十分钟。
地面上传来的爆炸声在洞内回荡，如同巨兽在头顶跺脚。每一次巨响，岩壁就簌簌落下尘土，油灯的火苗剧烈摇晃。人们蜷缩着，有人低声祈祷，有孩子哭泣，更多的人只是麻木地等待。
刻律德菈紧紧抱着小梅，感觉到女孩身体的颤抖。王氏在念经，声音细若游丝。这一刻，上海租界的相对安宁、武汉撤退时的紧迫，都变成了遥远的记忆。战争以最直接的方式宣告：在中国，没有真正安全的后方。
轰炸结束后，他们走出防空洞。眼前的景象让刻律德菈倒吸一口冷气：原本拥挤的街区变成废墟，起火的黑烟从多处升起，哭喊声从瓦砾堆下传来。救火队和担架队在街道上奔跑，如同蚂蚁在破碎的巢穴中穿梭。
“这就是重庆的日常了。”旁边一个中年男人喃喃道，他穿着被尘土染灰的长衫，眼镜碎了一片，“从今天开始，天天如此。”
接下来的几个月，刻律德菈过着一种分裂的生活：白天，她是记录战时陪都的记者，采访官员、学者、难民，撰写关于中国抵抗决心的报道；夜晚和警报响起时，她是避难者，挤在防空洞里听着死亡的呼啸。
1939年2月的一天，她在《中央日报》上读到一则短讯：汪精卫“因病”前往河内疗养。
刻律德菈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战场直觉告诉她，这不是简单的疗养。汪精卫——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在这个时间点离开重庆，本身就是一种信号。
她立即展开调查。通过陈先生在重庆的关系网（他本人已前往香港），她了解到更多细节：汪精卫是12月18日秘密离开的，同行有其妻陈璧君、亲信周佛海等人，乘坐专机经昆明飞往河内。表面理由是“养病”，但携带了大量文件和财物。
“他在河内见过日本人。”一个消息灵通的外国记者告诉刻律德菈，“是影佐祯昭，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中国通。密谈了好几次。”
刻律德菈的心沉了下去。她想起1937年在上海，自己曾偶然录下黄浚叛国的证据，其中就提到“汪先生”。那时还只是怀疑，现在怀疑正在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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