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刻律德拉听着广播，看着报纸，心里却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万家岭大捷是好事，是开战以来少有的战略胜利。但它真的是转折点吗？
10月10日，双十节，万家岭大捷的消息正式公布：日军第106师团遭重创，歼敌三千余（实际可能更多），基本丧失战斗力。
武汉全城欢腾，鞭炮声响彻大街小巷。学生们游行庆祝，商家打出“庆祝万家岭大捷”的横幅。刻律德拉走在人群中，感受着久违的喜悦气氛，但她的军事直觉告诉她：这只是黑暗中的一道闪光。
当天晚上，她在日记里分析：
“万家岭大捷振奋人心，证明中国军队有能力歼灭日军整师团。但从战略角度看，这只是局部胜利。
武汉保卫战的根本目的是‘以空间换时间’——为政府机构、工业设备、学校的内迁争取时间，为持久抗战保存实力。这个目的已经趋近达到：截至10月初，超过100万吨物资、数十万人员已迁往四川。
而日军虽然在南线受挫，但在长江北岸和大别山方向仍在推进。更关键的是，日军很可能在华南开辟新战线——如果我是日军指挥官，会考虑在广州登陆，切断中国的海上补给线。
因此，武汉的撤离是必然选择，而且是正确的战略选择。继续死守只会重蹈南京覆辙。”
10月中旬，刻律德拉的判断一一应验。
日军在广州登陆，粤汉铁路被切断，武汉的战略价值大幅下降。与此同时，长江北岸日军突破田家镇要塞，武汉门户洞开。
国民政府开始秘密准备撤离。
刻律德拉没有离开。她留在武汉，协助转移最后一批物资——主要是文化机构的书籍、档案、仪器。她帮助武汉大学图书馆将古籍装箱，协助中央研究院搬运实验设备，为《新华日报》等报社的撤离提供车辆。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撤退。日军日益逼近，空袭越来越频繁，而需要转移的东西太多，运力严重不足。
10月23日，刻律德拉在汉口码头遇到了最难忘的一幕。
她负责护送一批孤儿院的孩子上船——这是最后一批撤离的民用船只。二十多个孩子，最大的十岁，最小的只有三岁，在老师带领下匆匆赶往码头。
突然，空袭警报凄厉响起。日军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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