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而且我敢打赌，溃败的国军会变成兵痞四处劫掠，给灾区带来深重灾难。军队一旦失去纪律，比洪水更可怕。”
陈先生沉默片刻：“我们要做些什么吗？”
刻律德拉摇头：“我们能做什么？收集证据，记录下来，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让历史审判所有罪人——不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自己犯下的罪。”
那晚，她在日记里写道：
“1938年6月10日，上海。
今天得知国民政府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官方声称是为了阻止日军西进，实施‘以水代兵’。
简直不可理喻！不组织疏散就放洪水，这是对人民的背叛。我太清楚大洪水的可怕了——不仅是瞬间的死亡，还有长期的瘟疫、饥荒、流离失所。
前世在翁法洛斯，元老院曾提议过类似的做法。我拒绝了，因为统治者对人民负有责任，不能为了军事目的牺牲无辜。
来到这个世界后，我原以为这里的道德水准会更高一些。但我错了。战争中，人性总会在压力下暴露出黑暗面。
黄泛区将成地狱。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迟滞日军几个月——甚至可能达不到这个效果，因为日军完全可以绕道。
悲伤的是，我对此无能为力。我只能记录，等待有一天真相大白。
但今天，我决定不再只是记录。我要去武汉——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如果武汉会战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至少让我在那里见证，在那里帮助。”
1938年6月下旬，刻律德拉抵达武汉。
与上海沦陷后的压抑、南京沦陷前的绝望不同，武汉的气氛截然不同。这座城市充满了奇异的矛盾感：一方面战争阴云密布，日军兵锋已指向长江中游；另一方面，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学生团体组织募捐，剧团在街头演出抗日剧目。
刻律德拉在汉口的旧租界区找到住处——一栋三层小楼的顶层，房东是个英国商人，正准备撤离回伦敦。
“你真的要在这个时候来武汉？”房东一边收拾行李一边问，“日本人很快就会打过来。”
“所以更需要有人在这里。”刻律德拉说。
安顿下来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收音机，调到中央社频率。广播里正在播报战局：
“……日军第106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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