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那里转手的南洋香料、欧洲呢绒。
一种畸形的、由海盗主导的、半公开的海上秩序，开始在东海悄然成形。明国官府的水师巡船依然在游弋，但往往对挂着“汪”字旗、规规矩矩“缴费”后航行的商船视而不见——或许是因为收了贿赂，或许是因为知道惹不起，也或许是因为，这混乱的海面上，终于有了一股能“管住”大部分亡命徒的力量，对疲于奔命的官兵来说，未必全是坏事。
而在辽东，赫图阿拉的炼铁炉，经过数年断断续续的试验和“改进”（其中不乏“偶然”得到的、关于炉温控制和鼓风技巧的“提示”），终于能稳定地产出质量尚可的毛铁。虽然产量不高，但足够觉昌安父子打造一批比以往精良得多的刀枪箭头，装备核心的部众。实力的增长，带来了野心的膨胀。建州左卫开始更频繁地“出猎”——有时是向北对抗更强大的海西女真，有时是向西劫掠蒙古小部落，有时甚至敢对明军控制薄弱的辽东边堡进行小规模的骚扰和抢夺。“建州兵悍”的名声，渐渐在辽东传开。
朝廷的注意力，却被东南愈演愈烈的“倭患”（其中大部分实为汪直、徐海等部，混杂着真倭）和北方蒙古俺答汗的频繁入寇所吸引。对于辽东深山老林里一个“偶尔不听话”的女真小部落，以及东海那些“时剿时抚、剿抚不定”的“海寇”，并没有投入真正的战略关注。
他们看不到，在东海海盗们建立的畸形秩序下，一条条不受朝廷控制的贸易网络、情报通道、人员流动路线正在形成，如同在帝国的海上疆域内，生长出了无数条吸收养分的“寄生藤蔓”。
他们也看不到，在辽东，那把被悄悄打磨的“刀”，正在吸收着从海上网络渗透过去的零星“营养”——不仅仅是铁，还有通过朝鲜译官、逃亡边军、走私商人带来的，关于明军边防虚实、朝廷党争内耗、乃至更南边“海商”们如何与官府周旋的破碎信息。
更看不到，在这一切的背后，那只从威尼斯书房伸出、跨越重洋的无形之手，正通过“陈东”这样的代理人，通过一张张海图、一份份情报、一次次“偶然”的提示，耐心地调整着东海与辽东这两枚棋子的位置与锋芒，等待着它们在未来某个时刻，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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