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鹤亭的信我收进了背包里，和那份契约、那块木牌、罗德里戈的信放在一起。背包里多了这些东西，变得很重。不是重量，是分量。每一样东西都是一条命——沈鹤亭的，林深的，罗德里戈的，徐鹤亭的。他们把命压在我身上，等我替他们还。我把背包拉好，放在棚子底下，靠着柱子。木杖靠在旁边，杖头那只眼睛对着洞口的方向。
那道疤在右手上又痒了一下。“死亡等死”四个字写完了。不是“死亡等我”，是“死亡等死”。等死。等自己死。等那道疤长满全身，等那只眼睛闭上，等这座塔不再需要守塔人。徐鹤亭死了，罗德里戈在塔底下，沈鹤亭也在塔底下。下一个是谁？我。我知道。从第一次进塔那天起，我就知道。从那道疤从左手换到右手那天起，我就知道。从老祭司说“你是第八任守塔人”那天起，我就知道。我只是不想承认。
我站起来，走到洞口。洞口在塔的侧面，离地一人高。我蹲下来，往里看。洞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太阳已经偏西了，光线从侧面照过来，洞口一半亮一半暗。亮的那一半能看到石头边缘的划痕，暗的那一半什么都看不到。我把手伸进去，指尖触到洞壁上的碎石。凉的，粗糙的。碎石上有泥，泥是湿的，黏的。
洞口比以前更大了。不是错觉，是真的变大了。边缘的石头掉了好几块，散落在洞口下面的泥地上，有的被踩碎了，有的半埋在泥里，有的上面长了一层薄薄的青苔。洞口的形状也变了。之前是椭圆形的，现在更圆了。像一只眼睛。它在看我，用洞口看我。
我缩回手，站起来，退了两步。那道疤不痒了。它在等，等我进去。我转身走回营地，坐在棚子底下，木杖靠在柱子上，杖头那只眼睛对着洞口。它在替我看，替我等。太阳又偏了一点，光线从洞口边缘移到了洞壁上，把那些刻痕照得更清楚了。沈鹤亭的字，1956年林深的字，还有那些不知名的人的字。他们来过，刻过，走了。
那天下午，太阳很烈。广场上的石板晒得发烫，踩上去鞋底都是热的。空气里的水汽被蒸干了，呼吸起来不闷。雨林里难得有这样的天气，不闷，不热，不湿，像有人把雨林的嘴堵上了。但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雨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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