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手的疤是第二天早上发现的。不是慢慢长出来的，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像有人在夜里拿刻刀在我虎口上刻了一道。我站在卫生间镜子前面，把右手举到灯下看。那道疤从指甲边缘斜着切向虎口，在三分之一处有一个分叉。和我左手那道疤一模一样，长度、角度、位置、分叉的方向，都一样。只是上面还没有字，光秃秃的一道疤，暗红色的，像刚愈合的伤口。
我打电话给索菲亚。响了很久，她接了。“林深？”“疤又长了。”“哪里？”“右手。左手没了，右手长了。”她沉默了一会儿。“什么时候的事？”“昨天。回来的第二天。”“还有别的吗？”“有。右手虎口有一个红点，像痣，但不像痣。在长。”“林深，你回来。”“回哪？”“马瑙斯。这座塔还没完。”“你之前说印记传给沈鹤亭了，我就自由了。”“我以为传了。但它没有。它在你身上换了一只手，像换了一个地方住。”“它要什么？”“它要你下去。你没下去，你上来了。它不满足，它要你下去。”
我没回答。窗外的天亮了，广州的早晨灰蒙蒙的。
“索菲亚，孩子怎么样？”“还好。还没生。”“疤呢？”“没有。孩子手上没有疤。林深，它在你手上，不在孩子手上。它没有传给孩子，它传给了你。”“你说过印记会找下一个身体。”“它找了。但它没找到。它还在你身上。”“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死。印记只会在宿主死后找下一个身体。你活着，它不会走。”
我挂了电话。坐在床边，看着右手上的疤。它在。跟了我三十年的疤，从左手换到了右手。不是传给了别人，是换了一只手。它在等我死。我死了，它会找下一个。找谁？找索菲亚的孩子，还是找徐鹤亭，还是找另一个姓林的？
我去了广东省档案馆。身份证登记，过安检，上三楼。档案管理员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女人，问我查什么。“查一个人。林深。双木林，深浅的深。1950年代，可能有援外项目的记录。”她在电脑上敲了几下。“1950年代的援外项目索引在C区，你自己去找。”
C区是一排一排的铁皮柜子，柜子上的油漆掉了，露出底下灰白色的铁皮。我按照年份找，1954、19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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