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战袄撑得有点紧。衣服上东一块西一块的深色污渍，分不清是血、是泥，还是二者的混合物。脸嘛……嗯，怎么说呢，不能说丑，但也绝对跟“英俊”二字不沾边。颧骨高耸，眉毛浓黑，眼窝深陷，看人时眼神像带着钩子，警惕里掺着点没完全磨掉的凶戾。
哦，这就是朱元璋。我未来要辅佐的老板，现在的直属领导兼生活合伙人，朱重八同志。
他没说话，表情也没什么变化，仿佛屋里多了个大活人（还是他刚娶进门的老婆）是件跟“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平常的事。他走到屋里唯一那张瘸腿木桌边，把手里攥着的一个小布包“咚”一声放下。声音闷闷的，听着有点分量。
然后他开始脱那件脏外套。
我的眼睛，像被磁铁吸住一样，牢牢钉在那个布包上。与此同时，我的肚子，发出了极其响亮、充满渴望的“咕噜——”一声。
在这寂静的寒夜里，显得格外清晰，且悲壮。
朱元璋脱外套的动作，第二次顿住了。他转过头，用那双“你瞅啥”的眼睛看向我，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点像看到家里的老母猪突然学会了后空翻，又像是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累出了幻觉。
也对。按照正常剧本，此时此刻，坐在炕上的新娘子，应该低眉顺眼，娇羞无限，说不定还得拿着手帕抹抹根本不存在的眼泪，等着夫君来掀盖头（虽然我们连盖头都没有）。而不是像我现在这样，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的晚饭，眼神绿得像饿了三天的狼。
“那个，”我清了清嗓子，声音有点干哑，但吐字清晰，直奔主题，“是吃的吗？”
朱元璋看着我，没说话。他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上，眼神从我脸上，移到那个布包上，又移回我脸上。空气安静得只剩下寒风在墙缝里开演唱会的“呜呜”声。
就在我以为他是不是个哑巴时，他终于从喉咙里挤出一个音节：“嗯。”
然后继续脱他的外套，动作比刚才慢了半拍，透着一股“这女人是不是有病”的迟疑。
我管他有没有病。我饿。我从炕上挪下来——这身体虚得厉害，脚踩在地上像踩棉花，晃了一下才站稳。我走到桌边，非常自然、非常顺手地，解开了那个布包。
动作熟练得仿佛在工地上拆水泥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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