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掩盖过程和方法可能存在的长期风险。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否定项目的价值，而是如何建立一个更健全的、能够应对未来更复杂情况的伦理治理机制。比如，我们是否应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多元文化背景的专家小组，对‘萤火’在所有地区的本地化内容进行‘伦理审计’？以确保其符合一些最基本的、被广泛接受的伦理准则，比如避免煽动仇恨、尊重人权、推动更公平等等？”
“伦理审计？由谁来审计？”姆旺吉教授的声音陡然提高，“又是你们西方的专家吗？用你们的准则，来审计我们的教育内容？这难道不是一种新的、更隐蔽的文化霸权吗？韩总，我坚决反对这种提议！这是对我们合作关系的极大不尊重，也是对‘萤火’初衷的背叛！”
会议陷入了激烈的争吵。支持瓦格纳博士的委员（主要来自欧美学术机构）强调全球标准、普世价值和风险防范的必要性；而支持姆旺吉教授和韩薇的委员（更多来自全球南方或关注具体实践的教育工作者）则强调文化自主、本地赋权和实际成效。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原本应该讨论具体技术伦理问题的会议，演变成了一场关于话语权、文化主权和AI教育本质的意识形态辩论。
韩薇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和寒意。她清楚地看到，瓦格纳博士提出的所谓“全球伦理审计”，与之前某些势力推动的“全球教育科技伦理治理框架”一脉相承，其核心目的，并非真正关心教育公平或伦理风险，而是要建立一套由他们主导的、可以随时干涉甚至否决“萤火”在全球各地具体实践的话语体系和审查机制。他们无法从商业上击败“萤火”，就从伦理和意识形态的高度入手，试图用“****”的绳索，捆住“萤火”赋能本土的手脚。
更让她心寒的是，伦理委员会内部出现的这道裂痕，如此深刻，几乎难以弥合。瓦格纳博士代表了西方学术界主流的一种强大声音——他们对非西方主导的、可能挑战其话语权的技术应用，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和规训冲动。而姆旺吉教授代表的，则是日益觉醒的、要求技术服务于自身发展叙事而非被强加叙事的全球南方力量。这两种力量在“萤火”这个平台上碰撞，而“萤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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