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他们想用‘伦理’作为新的壁垒，将技术和教育变革的权力重新收拢到少数既得利益者手中。如果我们妥协了，加入了那个游戏，或许能获得一时的安宁，甚至一些虚名，但‘萤火’就死了，死在它自己最初想要改变的东西手里。”
她看着韩薇的眼睛：“这场仗，我们必须在‘伦理’这个战场上打赢。不是用他们的方式，而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他们想制定‘标准’，那我们就展示‘更好的实践’；他们想搞‘认证’，那我们就推动‘更开放的协作’。用实实在在的案例，用真正受益的师生，用不断进化的、经得起检验的方**，去证明我们的路才是对的。这条路更难，更孤独，但这是‘萤火’存在的意义，也是我们区别于那些只想用‘伦理’做生意的投机者的根本。”
韩薇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眼中的迷茫渐渐被坚定取代。“我明白了。我们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也不能被内部的杂音干扰。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路，并且要走得更稳、更扎实，用事实和成效说话。”
“具体怎么做？”刘丹问。
“第一，加快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公平赋能计划’，与当地的学校、教师、NGO深度合作，用‘萤火’的技术和理念，实实在在地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孩子，并且将这个过程完全开源、透明，邀请国际社会监督。我们要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向善’，是赋能，而不是设置门槛。”韩薇的思路清晰起来。
“第二，发起一个真正的、开放的‘全球教育科技伦理实践社区’。不设门槛，不搞认证，只做三件事：分享真实世界的伦理挑战案例、共创应对这些挑战的工具和方法、建立同行评议和互助机制。我们要把话语权从少数‘专家’和‘组织’手中，夺回到广大的实践者手中。”
“第三，对内部，”韩薇眼中闪过一丝决断，“是时候清理一下门户了。伦理委员会必须保持独立性和专业性，不能成为某些人实现个人野心或商业目的的工具。我会提议修改委员会章程，明确委员的行为准则和利益冲突申报机制，对某些明显违背‘萤火’初心、试图将委员会引向歧路的委员，启动劝退程序。”
刘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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