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蒙德先生，“您的船厂需要多少钱？”
哈蒙德先生抬起头。大概没想到她会这么直接。他把铅笔搁下，手在裤子上蹭了蹭——那只手刚才还握着铅笔画图纸，此刻攥紧了又松开。
他已经独自撑了很久了。买铁的钱，付工资的钱，那些垫不上的窟窿，每一个晚上都压在他枕头底下。现在有人直接问他需要多少钱。
“很多。”他说，“新的铁料，蒸汽机，还得再招一批铆工。光那台蒸汽机就——”他顿住了，大概是一时算不过来，也不想在陌生人面前算这个。
“不是问您具体数目。”玛丽说，脸上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表情，“我是说，您能出让多少股份？”
这话一出，巴纳德律师从笔记本上抬起了头。加德纳舅舅看看玛丽，又看看哈蒙德先生，端起茶来喝了一口。
哈蒙德先生没有立刻回答。
他把船厂当自己的孩子养了这么些年，从来没有人找他要过股份。那些来谈生意的人，要么是想包一艘船，要么是想催一笔债。
可这个女人不是来包船的，也不是来催债的。她是来要他的孩子的。
他咬咬牙。“最多百分之四十九。”
玛丽看着他。他是舍不得。百分之四十九，意味着他还留着控股权，还留着那张最硬的底牌。
可他也知道，这张底牌在碰到银子的时候，没有那么硬。她靠在椅背上，忽然笑了。那笑容很轻，可哈蒙德先生看见了。
“我可以全吃下来。”她说，“只是价格，需要和我的律师好好谈一谈。”
哈蒙德先生张嘴，又合上，又张开。他大概想说那句“百分之四十九是我的底线”——可他忽然想到了一些更远的事。想到那些被他改了又改的图纸，那些画在废纸背面的线条，那些他怎么也算不出来的数据。
想到每一次他去伯明翰买蒸汽机，都要在旅馆里辗转半夜，算那些永远算不平的账。
此刻有个女人坐在他对面，跟他说：你的想法是对的，你的钱我来出。
他沉默了很久。工棚里铆锤的声音还在响，一下，一下，像是这间船厂本身的心跳。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哑了一些。“价格怎么谈？”
玛丽侧过头看着巴纳德律师。巴纳德把记事簿翻到新的一页，取下夹在耳后那支铅笔，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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