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女孩扎着两个小辫子，一直盯着我的画笔看。
“你想画画吗?”我问她。
她点点头，不说话。
我把彩笔和速写本递给她。
她接过去，小心翼翼地在纸上画了一个圆——歪歪扭扭的，但她画完之后抬头冲我笑了。
那个笑容让我想起了多多。
离开石桥村那天，周老师送我到村口。
“苏老师，美术馆建好了，你一定要来看。”
“一定来。等建好了，我带我女儿一起来。”
他握着我的手，使劲摇了两下。
我开车下山的时候看了一眼后视镜——那群孩子站在村口挥手，越来越小，越来越远。
但我知道这不是结束。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
粮仓项目完工了，效果比纺织厂更出彩。那排从天花板飘下来的白色纸艺装置上了好几个设计类自媒体的头条，被称为“年度最治愈的公共空间”。
成都货运站项目进入概念阶段。
贵州石桥村的美术馆也动工了——周老师找了村里的匠人自己来建，我远程指导。
翰林文化集团正式把我列为长期合作设计顾问，年薪合同上的数字比我在设计院五年的工资总和还多。
当然，数字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每天早上醒来，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活。
这种感觉比任何数字都值钱。
何骏的变化也是明显的。
他在公司依然做着中层管理，工资没有大幅增长，但他开始学着下厨做饭。
他做的菜从一开始的全糊到后来的偶尔不糊再到后来的居然还行，用了整整半年时间。
多多现在每天出门前都会问：“今天谁做饭?”
如果是何骏做，她就“哦”长一声。
如果是我做，她就“耶”一声。
何骏对此表示不服，埋头研究了一周红烧排骨的做法，终于做出了一道多多吃了说“和外公做的差不多”的排骨。
他高兴得像赢了什么大奖。
公婆那边，关系在缓慢恢复。
公公始终没有主动联系过何骏。但婆婆每个月会来看一两次多多，每次来都带着汤或者点心。
她学会了不带花椒。
她学会了不提何敏家的事。
她学会了在我面前把“一家人”这三个字说得谨慎一些。
这不算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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