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连一百多人,连长不行,这一百多人就废了。打仗不是一个人能打的,是靠组织。组织的核心是军官。”
沈碧瑶问:“他会不会在课堂上讲反共的内容?”
陈东征沉默了一下。“会。但那是他的职责。他是国民党将领,他讲那些是分内的事。国民党不反共,那还是国民党吗?但那是他的事,不是我的事。我们听我们该听的,做我们该做的。战术课认真听,政治课听听就行,不用往心里去。”
沈碧瑶说:“你不怕你的军官被他说动?万一真有人听了他的话,以后跟你离心离德怎么办?”
陈东征说:“我的军官在部队待了这么久,知道谁对他们好。不是几句口号就能改变的。人心是肉长的,不是喇叭吹的。谁对他们好,他们心里有杆秤。”
沈碧瑶看着他。“你对他很放心。”
陈东征说:“不是放心,是没得选。我们需要他。没有他,我们的军官永远只能在战场上自己摸索,用命换经验。有了他,至少有人教,少死几个人。少死一个人,就是救了一个家庭。”
一周后,陈东征去分校看望学员,与几个连排长座谈。他们坐在祠堂的台阶上,阳光照在青砖地面上,晃眼睛。
一个连长说:“军座,黄主任讲的课,听得懂,用得上。以前打仗凭感觉,现在知道为什么了。为什么机枪要架在这里,为什么要挖之字形的战壕。以前只知道挖,不知道为什么挖。”
另一个排长说:“兵器课也好。以前枪卡壳了,只知道拍,拍不响就扔了。现在知道怎么拆、怎么修。枪卡壳了,自己能修好,不用等军械师。”
陈东征问:“政治教育课呢?”
几个学员互相看了一眼,一个连长说:“也听。但军座放心,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的兵。黄主任讲他的,我们知道该听什么不该听什么。我们是新11军的人,不是黄埔的人。”
陈东征点了点头,没有追问。他站起来。“好好学。学完了回去带兵。我的兵,不能当糊涂兵。枪要打得准,仗要打得明白。为什么打,为谁打,都要清楚。”
学员们立正。“是!”
陈东征走出祠堂,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夕阳照在祠堂的青砖墙上,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分校”的牌匾照得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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