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了陈东征是一个关心士兵的长官，一个和别的国民党军官不一样的人。正是因为重要，他才没有报。
他不想让沈碧瑶知道陈东征是这样的人。
或者说——他不想让沈碧瑶更难做。
小陶虽然年轻，但他不傻。他看得出来，沈碧瑶对陈东征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从最初的冷若冰霜、横眉冷对，到现在的沉默、犹豫、偶尔流露出的那种说不清的眼神。她不再是那个刚来补充团时、一口一个“共匪”、恨不得把陈东征就地正法的沈组长了。
她在动摇。
就像他自己一样。
小陶翻了个身，把被子拉过头顶，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我是特务，”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的职责是监视军队，确保他们执行命令。我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不应该有自己的判断。看到什么就报告什么，上面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可是——
如果上面说的是错的呢？
如果执行命令的结果是让更多的士兵去送死呢？
那他还要执行吗？
小陶没有答案。
他只是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帐篷外面的风声和远处哨兵的脚步声，觉得自己这个特务当得越来越不称职了。
他应该如实报告一切，但他没有。他应该把陈东征的每一个“疑点”都记录在案，但他开始觉得那些也许不是“疑点”，而是一个人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能做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他应该恨共匪，但他看着小王——那个十八岁的红军俘虏——在团部里跑腿、干活、领军饷的时候，他恨不起来。
他应该把一切都报告给沈碧瑶，但他不想看到她更困惑、更痛苦的样子。
小陶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地吐出来。
“我到底在干什么？”他问自己。
没有人回答他。
只有夜风在帐篷外面呜呜地吹着，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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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小陶早早地起来，去检查电台。
他蹲在帐篷外面，把电台的零件一个一个地拆开，擦拭干净，再重新组装起来。这是他在培训时学到的习惯——每天早上检查一遍设备，确保不出问题。在这个年头，电台就是他的命，坏了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王德福从旁边经过，看到他，停下来打了个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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