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南京中央医院的病榻上，刘珍年静养一月有余，左肩枪伤已然初步稳定，虽左臂依旧不便，却再也无心留在南京这座权力漩涡中心。他再三向娘希匹先生请辞，执意返回山东，娘希匹先生碍于其救命之恩，不便强留，只得应允。
辞别中枢一众要员，刘珍年在卫队的护送下，一路赶回济南。车辙驶入山东地界，沿途海防驻军井然有序，境内民生安稳，丝毫未有动荡之象，刘珍年悬了许久的心终于落地。回到济南督军府，留守的部下纷纷前来拜见，军心士气尽数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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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西安城被寒意笼罩，冷风卷着落叶，扫过古城墙的砖瓦，整座城池都透着压抑沉闷的气息。
夜色深沉，少帅位于金家巷的公馆内，灯火通明却戒备森严，侍卫守在院落各处，杜绝一切外人靠近，偌大的客厅里，只剩少帅与杨虎城两人，相对而坐，气氛凝重到了极致。
少帅指尖夹着一支香烟，燃了大半，烟灰长长一截却未曾弹落，他双目布满血丝，面色憔悴，眼底满是疲惫与愤懑，早已没了往日少帅的意气风发。
他坐在沙发上，身子微微前倾，看着对面的杨虎城，声音沙哑，带着压抑不住的痛心“虎城兄，事到如今，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你我苦心相劝，软的硬的、哭的谏的，全都试过了，可介公始终一意孤行，一门心思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执念，对日寇侵占华北、蚕食我中华国土的行径，视而不见，一味妥协退让！”
杨虎城面色沉郁，眉头紧锁，指尖的香烟燃个不停。作为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他同样满心愤懑与无奈。他坐镇西北，亲眼看着国土沦丧，日寇步步紧逼，全国抗日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可娘希匹先生却全然不顾民族危亡。
“汉卿，我何尝不知！”杨虎城沉声开口，语气里满是愤慨，“这一年来，咱们多次向委员长进言，当下民族危亡，理应一致对外，联和抗日，收复失地，可他非但不听，反倒变本加厉。前不久他再次来到西安，直接给我们下了最后通牒，要把咱们的队伍调离西北，拆分肢解，半点活路都不给我们留！”
说到此处，杨虎城猛地攥紧拳头，狠狠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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