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绑定，形成政策性的垄断或优先地位，确保收益。
“关于第四条，承认在此次危机中的责任。公开的姿态可以有。但姿态需要实质的保障。”
“我们要求国家必须为此次危机中受到影响、但属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提供最终担保和流动性支持，确保储户资金安全，防止挤兑蔓延。”
“事实上，鲍尔顾问，即便我不提，您也必须这么做，否则帝国的货币和金融信用将彻底崩溃，您所有的改革都将建立在流沙之上。这是底线，不是条件。”
将承认错误与要求国家托底直接挂钩，将自身的责任转化为国家必须承担的系统性风险，并点明这是克劳德无法回避的现实。
“还有，第五条，或者说，一个重要的补充约定。我们知道，您有一系列的计划，可能涉及对某些陷入困境但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或企业进行重组，甚至……引入更多的国家资本或直接控制。”
“我们要求，在此过程中，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行拆散由我们主要银行通过长期信贷、交叉持股等方式形成的、具有一定规模和效率的工业-金融联合体。”
“这些联合体是帝国工业的骨干，强行拆分只会损害效率和竞争力。相反，在未来的国家资本布局和资源分配中，必须保证我们占有合理且稳定的份额和话语权。”
“我们可以接受国家作为重要的参与者和监督者，但不能接受国家作为破坏者和替代者。”
委婉但明确地反对可能的国有化或反垄断拆分，要求维持现有金融-工业寡头的结构和既得利益，并在新的国家主导经济模式中确保其核心地位。
他提出的条件每一条都直指核心利益，既有让步，更有索求，将一场关于原则的谈判，彻底拉入了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和未来权力格局划分的领域。
克劳德静静地听着，汉泽曼试图在未来的金融-工业复合体权力结构中，为传统的容克-银行资本打开一扇扇特权之门，并将其合法化、制度化。
“汉泽曼先生，您的提议……非常具体，也很有启发性。这确实有助于将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条款。不过，正如您所说，平衡是关键。在同意您的部分条件之前，我也需要补充我的前提，以确保这种‘合作’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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