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法案就有通过的可能。
当然，也可以直接利用宪法赋予皇帝与宰相的权利直接解散议会，但那么做不利于稳定，能不撕破脸最好
而且他手里还有一张牌，危机本身。
四大银行在危机中的拙劣表现，储户的愤怒，企业家的怨气，这些都是可以借助的舆论力量。
他可以巧妙地引导这种情绪，将其转化为对不负责任的金融资本的声讨和对国家出手，重建秩序的呼唤。
伦敦的鲜血还在那里，那就是最生动的反面教材，再不让利出去等着自己这里弄出个什么柏林公社吗？
至于社民党自身……
工人目前的态度很微妙
在这个时空的1912年，它内部的分裂与嬗变更甚于OTL。
伦敦的血不仅染红了泰晤士河岸，也像一盆冰水，浇在了许多德国社民党人头上。
那些在议会里慷慨陈词、在工会大厅中组织罢工、在报纸上撰写雄文的社民党理论家和活动家们，此刻想必也陷入了巨大的困惑与反思。
伦敦的起义者们，那些自发的、缺少严密组织、但充满勇气的工人和水兵，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
而结局是全军覆没，血流成河，除了留下仇恨的种子和失败的教训，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
这无疑沉重打击了社民党内部激进派的声势，但也会让温和改良派感到前途茫茫。他们一直试图在帝国体制内为工人争取权益，可当体制本身露出獠牙时，他们又能做什么？继续在议会上辩论？等待下一次经济危机？
克劳德很清楚，从后世的历史视角看，社民党的改良路线在特定历史阶段有其进步意义，也为工人争取到了不少实际权益。但他们也常常陷入议会迷思，在关键时刻表现出妥协甚至保守的一面，最终未能阻止更大灾难的到来。
然而，站在1912年柏林的这个办公室里，他无法也不应该，以全知的视角去鄙薄这些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先行者。
他们也许会犯错，自己来自未来，有穿越者的信息优势
自己不比他们伟大……
他们在艰难摸索，自己只是借用了他们的经验
他们才是值得尊敬的人……
是的，他来自未来。他知道大萧条的可怕，知道纳粹的崛起，知道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知道苏联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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