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政权之后呢？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一个党，还是多个党？谁来领导？怎么领导？怎么防止这个领导阶级不变成新的特权阶层？怎么分配权力？怎么保证公平？靠理想和觉悟吗？1905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面临的问题，你们在德国就能避免吗？”
“德国外部环境比俄国更恶劣，西面是虎视眈眈、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法国至上国，东面是虽被削弱但仇恨深重的沙俄残余，南面是心怀叵测的奥匈，大洋上是掌控全球海洋的大英帝国。”
“你们觉得一个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要输出革命的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能活几天？”
卡尔张了张嘴，想用国际无产阶级大联合来反驳，但克劳德没给他机会。
“国际联合？口号很美好。但现实是，法国的工人可能更恨德国人，而不是法国的资本家。英国的工会可能更关心保住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支援德国的革命。”
“在没有共同的外部生存压力下，阶级认同真的能压倒民族、历史、文化的隔阂吗？”
他又看向汉斯：“汉斯先生，你相信议会斗争，相信选票，相信一点一滴的改良。这听起来更稳妥，更文明。”
“但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从拉萨尔、倍倍尔到现在，社民党在议会里席位越来越多，可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改善有限，关键时刻，党的高层却往往和资产阶级政府妥协，甚至调转枪口对准更激进的工人？”
“因为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本身就保证了金钱和媒体的力量远远大于选票。因为社民党为了赢得选举，不得不软化纲领，吸纳中产阶级，最终被这个体系同化。”
“因为当危机真正来临时资产阶级会毫不犹豫地撕下民主的面具，用暴力维护统治。”
“弗里茨大哥刚才说，以前是给私人资本家当牛马，现在是给帝国和总署当更规矩更沉默的牛马。这话一针见血。”
“但我想问，如果推翻了我，推翻了帝国，你们建立的新世界，就能保证工人不是牛马了吗？就能保证工人自己真正说话算数，而不是被新的领袖、新的先锋队、新的官僚代表了吗？”
“你们痛恨特权。可你们怎么设计一个制度，能永远防止特权的产生？靠选举？选举可以被操纵。靠觉悟？觉悟会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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