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大规模扩编，不仅仅是军资度支大幅增涨，同时也占用大量的劳动力。
平靖洞荆匪乱之后，各都巡检司、巡检司、屯寨收编百余万饥民，青壮总计也就四十多万，一下子被抽掉近一半的青壮劳力，开垦荒地、修建堰堤垸寨等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的工造事务，当然难以持续下去；即使最大限度的将青壮妇女组织起来劳作，最多只能维持现有屯田的耕种，保持粮食的供给。
劳动力的匮缺，这段时间同样传导到工造部门。
除了将十数万辎兵编入现役，汝蔡等地的防线也调入大规模的后勤力量为战事服务——除了前线大量防垒、津桥、道路的修筑外，方城道、秦楚故道、宛洛故道西线以及唐白河水道的疏浚、治理，都直接关系到泌阳与前线战区的联络、人马物资的输送能否更加通畅，不得不从襄阳、南阳等地征募大量的民夫。
虽说京襄拥有逾四百万人口，但如此高强度的青壮征募，还要保证基础物资的生产供给，负面影响自然是渗透到各个领域的。
更何况军资消耗如此之巨，制司暂时也拿不出多余的钱粮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上去。
京襄生熟铁及精铁料年产量在去年底突破八千万斤之后，今年仅有少量的增长；南蔡、泌阳等地的新增织机数量，以及近年承担对外输出商货重任的茶叶、瓷器等，增涨幅度都较为有限。
这两年朝廷虽然没有额外拨付钱粮给京襄，但制司一再哭穷，也并非没有一点实惠。
几经调整，朝廷最终决定京襄对外输出的商货，其他诸路监司及州县，一律不得征收过税，由制司直接在生产地进行征收，弥补军资不足；作为交换条件，诸路输入京襄的商货，也减免全部的过税，仅征收住税（对坐商征收的营业税、市税）。
此外，朝廷还允许制司自行从川蜀等地进购食盐，原先加征的榷税全部用来弥补军资的不足——这点与淮东、淮西以及东川诸路制司力争也有直接的关系。
大越诸路盐税收入比较直观，又利于控制。
另外，盐税主要是出自售盐地，同时朝廷还勒令售盐地严厉打击私盐。
其他地方没有资格跟中枢讨价还价，淮东、淮西以及东川三路制司就想直接掌握这部分岁入，不想当中再多转一次手产生不必要的“火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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