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开始念，语速不疾不徐，却字字清晰，砸在清晨微凉的空气里：
“织造厂方面，存货被抄没约七成，其中‘天香锦’库存三百匹，仅余八十七匹；
‘软烟罗’两百匹，余三十匹。
最要紧的三台德国进口的提花机，被以‘敌产’名义强行运走，下落不明。剩余机器也有不同程度损坏，特别是染缸和烘干房。
老师傅被挖走三人，都是掌‘天香锦’核心染秘的老师父，去了杭州。年轻伙计流失近半。”
“瓷窑那边，东头最大的‘龙窑’窑炉被毁，窑膛开裂，短期无法使用。
库存的精品瓷器、特别是那批预备送南洋参展的‘雨过天青’釉描金器，悉数被抄走。掌‘雨过天青’釉火的老师傅，也被高薪挖走两人。坯料损失约四成。”
“码头堆栈，货损约五成。‘太古’、‘怡和’两家往来最密的洋行，已明确表示暂停合作，订单转去了宁波。其他几家关系尚可的，也都在观望。”
他合上账册，抬眼看向父亲，伸出五根手指：“账面流动资金，几乎被周世昌掏空。眼下若要恢复各处最基本的运转，稳住还愿意留下的老师傅和伙计，补上机器物料的缺口，疏通码头关节……至少需要这个数。”
五十万美元。
对于鼎盛时期的沈家，这根本不算什么。但对于刚刚经历浩劫、产业元气大伤的沈家而言，不啻于一记重击。
这还没算上打点各方关系、应对时局进一步动荡所需的额外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