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利一分！”
争论到午时，没个结果。杨振华一直沉默，这时才开口：“继华，你在上海待过，怎么看？”
继华起身：“儿臣以为，工人诉求，实为生存所迫。但砸机器、抗官府，确属过激。如今两难在于：若严惩，恐激化矛盾；若放任，恐效仿成风。”
“那该如何？”
“儿臣查阅西国案例，工人结社维权，已成潮流。堵不如疏。可效仿西国‘工会’之制，许工人依法组织，推选代表与资方谈判。官府居中调解，定立规矩：譬如每日工时、最低工钱、工伤抚恤。如此，工人有申诉之途，资方有规则可循，官府免于疲于奔命。”
话音一落，保守派纷纷反对：“工会？那不就是拉帮结派！今日谈工钱，明日谈工时，后日是不是要分工厂了？”
杨振华抬手止住争论。他走到窗前，看着宫外北平城的炊烟，缓缓道：“朕记得，共和元年朕说过，‘民为邦本’。工人不是机器上的零件，是活生生的人，要吃要穿，要养家糊口。”
他转身：“传旨：一、即刻释放被捕工人领袖；二、准工人依法组织‘工会’，推选代表；三、由工部牵头，三个月内制定《劳动法》，先从纺织业试行八小时工作制、定最低工钱、立工伤赔偿章程；四、各府设‘劳资调解委员会’，官、资、工三方共议。”
保守派还要争，杨振华斩钉截铁：“此事不必再议。记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今日给工人一条活路，就是给朝廷一条生路。”
圣旨传到上海，永昌厂门口跪倒一片。陈永年捧着诏书，手直抖：“朝廷……朝廷给咱们做主了！”
钱老板们却炸了锅。十几家工厂主联名上书：“八小时工作制？那产量减三成！最低工钱？成本增两成！这么一算，咱们的布还怎么跟洋布争？”
工部派来的调解委员会到了上海。主事的是个中年官员，叫李文远，是徐光启的门生。他把工人代表、资方代表请到道台衙门，摊开账本：
“钱老板，你说成本高。那我问你：工人十二个时辰连轴转，出错多、次品多，这损失算不算？工人累病了、出工伤，你要重新招工培训，这成本算不算？如今工人怨气冲天，动不动砸机器罢工，这损失又算不算？”
钱老板语塞。
李文远又对工人代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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