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准有任何主动接触行为。”
“是！”
“另外。”苏信转过身，眼中闪过一丝冷光，“让我们在报社的人，开始适当地放一些风声，就说闸北之前所谓的防疫隔离，似乎另有隐情，有难民听到过奇怪的声音，看到过不该看的东西！记住，要模糊，绝不能留下把柄。”
“明白！我这就去安排。”
国联调查团即将到来的消息，像一阵寒风，迅速吹遍了上海滩的各个角落。
租界内，一些有良知的记者和知识分子开始蠢蠢欲动；而日本占领区，则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压抑的气氛。
特高课和海军的压力可想而知。苏信很快从不同渠道得知，特高课内部气氛空前紧张，影佐连续几天召开紧急会议，脾气也变得异常暴躁。
海军方面长谷川清多次前往特高课商议。
调查团抵达上海的那天，场面颇为隆重。租界工部局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各国领事馆也纷纷派员出席欢迎仪式。
码头上，记者云集，闪光灯此起彼伏。
李顿爵士一头银发，面容严肃，在发表简短讲话时，强调了调查团的“中立性”和“人道主义使命”，字里行间透出的压力，让在场的日方代表脸色都不太好看。
日方对调查团的接待，则是外松内紧。
表面上安排了参观、座谈等一系列活动，展现“皇道乐土”的秩序与繁荣与大东亚共荣取得的成果，但暗地里，特高课和宪兵队对调查团可能的行动路线、接触对象，都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和封锁。
尤其是闸北区域，更是被划为了绝对的禁区，任何试图靠近或打探消息的行为，都会遭到毫不留情的驱逐甚至逮捕。
苏信冷眼旁观着这一切，甚至刻意回避了可能与之产生交集的场合。
调查团在工部局的安排下，参观了几个难民收容所和秩序井然的日占区样板街道，日方极力展示着和平与建设的一面。
然而，李顿爵士和他的成员们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他们提出要会见一些中国学者，并要求提供闸北区域“防疫隔离”期间的详细记录和医疗档案。
这些要求让日方十分尴尬，只能以涉及军事机密或档案毁于战火等借口搪塞。调查团与日方的会谈，气氛一次比一次紧张。
这天晚上，苏信受邀参加一个由日本商工会议所举办的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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