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芦盐场的晒盐法步入正轨，雪白的精盐源源不断产出，李骜却并未停下脚步——他深知，盐政改革若只停留在生产端，不解决销售端的沉疴，灶户的好日子终究难以长久。
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朝廷沿用多年的“纳粮开中”售盐制度，开始着手梳理其中的利弊，思考变革之法。
“纳粮开中”之法，本是明初的良策：商贾自行组织人力物力，将粮食、布匹、药材等军需物资，按时运送到指定边关卫所；经卫所官员验收后，可获得“仓钞”；再凭“仓钞”前往户部兑换“盐引”，盐引上明确标注可支取的食盐数量与对应盐场；最后持盐引到盐场取盐，运往各地售卖赚取利润。
这一制度的巧妙之处，在于将商贾的逐利需求与朝廷的边防需求完美结合。对商贾而言，食盐是百姓日常不可或缺的“硬通货”，利润丰厚——只要能将粮食顺利运到边关，通过售盐获得的回报，远胜于普通贸易；对朝廷而言，无需投入巨额运输成本，无需征调民夫，便能借助商贾的力量将军粮送抵边关，既减轻了财政负担与民生压力，又保障了边塞军需的稳定供应。
在制度推行初期，大批商贾踊跃参与，北疆、西北等边关的军粮短缺问题迅速缓解，边防得以稳固，甚至在丰收年份，商贾运送的粮食还能填满边关粮仓，为应对突发战事储备充足物资，堪称一举多得。
可再好的政策，也经不住贪官污吏的钻营。随着时间推移，“纳粮开中”的漏洞逐渐被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盯上。
他们无需往边关运一粒粮，只需派管家到户部递一张帖子，凭借权势便能“预支”盐引，少则数百引，多则数千引，全程无需核验运粮凭证，更不用承担任何风险。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求盐场以低于官价三成的价格交付食盐——盐场官员忌惮其势力，根本不敢反抗，只能默默承受损失。
拿到食盐后，这些权贵又联合各地盐商，垄断当地食盐市场，将盐价抬高到官价的两倍甚至三倍卖给百姓。
寻常百姓买一斤盐的钱，几乎够一家人吃两天粗粮；而权贵们靠着这层层盘剥，短短几年便攒下万贯家财，府中良田千顷、奴仆成群，日子过得极尽奢华。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真正实心实意往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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