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骜在倭国长崎镇守期间，每日除了督促水师操练、关注远洋船后续消息，便是处理各地发来的公务文书。
这日午后，他正翻看济州岛送来的捕鲸收益报表，亲兵忽然呈上一封火漆封口的密信，信封上“天津府暴昭亲呈”的字迹格外醒目。
李骜心中一动，暴昭是他一手提携的干吏，曾经在实业局任职，而后被举荐担任天津知府的官员，为人刚正不阿，若非急事或难事，绝不会轻易发密信来。
他当即拆开信封，快速浏览信中内容，眉头渐渐拧成了疙瘩——密报竟全是关于鲸鱼肉处理的棘手问题。
按李骜当初的设计，鲸鱼肉口感粗糙，不如鲸油与鲸骨那般珍贵，便定下两条处置路径：一是腌制加工成随军军粮，供北方边防与水师将士食用；二是趁新鲜低价卖给天津及周边的穷苦百姓，既解决了食物浪费，也能让百姓尝到荤腥。
为了落实此事，他特意命暴昭在天津府城外修建了一座规模不小的鱼获加工厂，专门处理各类吃不完的海鱼与鲸鱼肉，将其制成咸鱼干、腌鱼块等耐储存的食品。
这种咸鱼干本是物美价廉的好物：价格低廉，寻常百姓也买得起；便于长久保存，哪怕存放半年也不易变质；运输起来也方便，用麻布口袋一装便可装车运走。
更重要的是，腌制时用了大量盐巴，百姓炒菜时只需放几块咸鱼干，既能添荤腥，又省去了放盐的步骤，对缺盐的底层人家而言，堪称“一举两得”。
可问题偏偏就出在了“盐”上。
密信中，暴昭言辞恳切又带着几分愤怒：鱼获加工厂每日需处理成千上万斤鱼肉，腌制所需的盐量极大。
可天津府周边的盐场，近来却以“盐引不足”、“库存告急”、“朝廷调配”等理由，屡屡拒绝给鱼获加工厂批盐。
起初只是拖延，后来干脆闭门不见，任凭加工厂的人跑断腿，也拿不到一粒盐。
暴昭并非没试过解决，他先是派人去盐场交涉，甚至亲自登门拜访盐场主事，却被对方以“按规矩办事”搪塞；随后又写了奏折上奏朝廷，恳请户部协调盐场供盐，可奏折递上去后如石沉大海，连半点回音都没有。
“鱼获堆积如山，若不能及时腌制，不出三日便会腐烂发臭，不仅前期投入的建厂银两打水漂，还会污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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