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到表上。
“这份签到表的原件在哪里？”苏砚问。
“应该在法院的破产案卷档案里。但周牧之能拿到扫描件，说明他经手过这套档案。”陆时衍的声音沉下去，“你父亲当年的破产案，周牧之代理的是对方公司。按照程序，他没有权限调阅你父亲的破产案卷，除非——”
“除非他买通了法院的人。”苏砚接上。
“或者，”陆时衍顿了一下，“除非这份签到表从一开始就不在法院的档案里。是有人事后塞进去的。”
苏砚的手指在鼠标上收紧。屏幕上的光标在那个描出来的“苏”字上微微颤抖，像一个在认罪书上按手印的人。
“继续往下翻。”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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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份文件是一份手写的会议记录。
记录的是一场发生在2008年4月2日的“技术论证会”，参会人员名单里出现了三个名字：对方公司的技术总监、一位来自某高校的“专家证人”、以及——
陆时衍。
陆时衍。这三个字出现在一份2008年的文件上。
而2008年的陆时衍，还在读法学院二年级。他不可能出现在任何与技术论证相关的会议上。
陆时衍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苍白。不是恐惧，是一种比恐惧更深的情绪——像是你站在一面镜子前，却发现镜子里的人做了你从未做过的事，说了你从未说过的话。
“这不是我。”他的声音沙哑，“2008年我大二，那年我在——我甚至不在那个城市。我在老家的法院实习，有几十个同事和带教法官可以作证。”
“但有人想让这份文件看起来是你。”苏砚将文件往下翻了一页，第二页是会议记录的“发言摘要”，其中一段被红色记号笔标注出来——
“陆时衍（实习律师，周牧之教授课题组成员）提出：根据《专利法》第六十九条，反向工程不视为侵权。本所代理的原告方已对争议产品完成逆向解析，建议将技术鉴定的重点放在‘实质性相似’的证明上。”
这段话写得极其专业。引用了正确的法条，使用了当时通行的话术格式，甚至连“实质性相似”这个后来才流行起来的术语都用得恰到好处。
但陆时衍没有说过这段话。他这辈子从来没参与过任何与技术专利相关的案件，直到三个月前代理那起千亿AI专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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