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着整个官僚体系往前跑。结果呢？他死后，反弹的力量几乎掀翻了屋顶。”朱及第分析道，“申时行深刻吸取了这个教训，他一上台，就‘务为宽大’，废除了严厉的考成法，努力营造一种宽松的政治氛围，大量起用那些在张居正时期被压制、罢黜的老成官员。他想当个‘和事佬’，弥合张居正时代留下的巨大裂痕，缓和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以及文官集团内部日益尖锐的矛盾。”
“他的为官之道，讲究的是‘蕴藉不立崖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为人含蓄，不标新立异，不搞尖锐对立。他试图在皇帝和群臣之间‘调和阴阳’。” 然而，这种努力在洪武君臣看来，却显得有些无力。
朱元璋看着天幕，冷哼一声：
“调和？哼！朝堂如战场，一味求和，便是示弱！这张居正虽然后果惨烈，但至少敢作敢为。这申时行，怕是连做咱洪武年间一个知县的魄力都没有！”
宋濂则轻声对刘三吾感叹：
“或许……此人也有其难处。张居正那般强势尚且如此，他若再行严苛之举，恐怕立遭反噬。为政宽猛相济，过刚易折，过柔则弛，难啊……”
然而，申时行追求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无所作为”。
“申时行在任近九年，除了调和矛盾，在重大的制度性改革上，几乎没有任何建树。” 朱及第的语气带着遗憾，“《明史》评价他‘务承帝指，不能大有建立’，就是说，他更多的是顺从皇帝的意思，而没能做出什么大的功业。他明白帝国的弊病，也曾因灾异上书，指出‘催科急迫、征派加增、刑狱繁多、用度侈靡’等弊端，但他没有，或许也是没有能力和魄力去从根本上触动和解决这些问题。”
天幕上出现了万历皇帝日益怠政，深居内宫，而申时行只能通过进呈讲义的方式来维持皇帝与外界微弱联系的画面。
“他开创了‘章奏留中’（皇帝将奏折搁置宫中不做批复）和‘经筵取消，改为进呈讲义’的先例。本意或许是避免刺激皇帝，缓和矛盾，但这些举措在客观上助长了万历皇帝的怠政，切断了君臣之间有效的沟通渠道。大明的中枢决策机制，从此开始一步步走向僵化和停滞。”
朱及第最后总结道：“申时行的时代，被一些人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