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发展，知道工业革命的威力，因此很容易对前人提出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要求。”
“将张居正与一个多世纪后的西欧工业革命相比，确实不公平。”
天幕上出现了16世纪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对比图，
“当时的明朝，社会主体是农民，经济基础是农业，意识形态是儒家理学。士大夫的终极理想是‘治国平天下’，而这个‘国’和‘天下’，在他们心中，就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秩序井然的庞大帝国。张居正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维护和优化这个体系。”
“至于挑战‘重农抑商’和‘海禁’国策，”朱及第摇了摇头，“这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这不仅仅是改变一项政策，而是要动摇整个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基础。商人地位低下，海外贸易被视为潜在威胁，这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和‘考成法’已经耗尽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资本，树敌无数。再让他去掀翻祖制这口大锅，无异于政治自杀，他的改革也将顷刻崩塌。”
“他是一个极其务实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空想家。”朱及第总结道，“他的选择，是在他所处的现实环境中，所能做出的、最有可能成功并且见效最快的理性选择。他解决了迫在眉睫的财政和军事危机，稳住了大明的阵脚。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所以，当我们评价张居正，或者任何历史人物时，”朱及第的声音变得平和而深邃，“或许需要两种视角的结合。一方面，我们可以站在更高的维度，指出其历史局限性和可能错失的机会，以此作为历史的镜鉴。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抱有‘理解的同情’，回到他们所处的具体时代，看到他们面临的现实约束和认知边界，体会他们做出抉择时的艰难与无奈。”
“张居正没有带领大明走向工业文明，这是事实。但在他所处的时代，他竭尽全力，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也是最急迫的使命——续命。我们或许可以惋惜，但不应过分苛责。因为历史的枷锁，沉重无比，非一人之力所能挣脱。”
天幕上关于工业化与张居正时代错失机遇的讨论渐渐平息，但那“农民不交田税”、“物资极大丰富”的后世图景，却如同烙印般深深留在了朱元璋的脑海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