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速依旧很快：“先说宗室！太祖爷的子孙，听着尊贵，实际上呢？被当猪养了！”
她的话毫不客气，“制度规定他们不能科举，不能经商，不能务农，更不能掌兵。唯一的任务就是领俸禄、生孩子。除了极少数王爷在特定时期有点影响力，绝大部分宗室成员，对国家政治根本没有发言权，甚至出个封地都难。他们是统治阶层的一员，但却是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的‘装饰品’和‘负担’。”
一位网名“军制研究猿”的男网友接话：“再说勋贵。开国之初，徐达、常遇春这些公爵侯爷，那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手握重兵，地位显赫。但勋贵集团最大的问题是——不可持续。”
他推了推眼镜，“战争不是天天有，和平时期，勋贵的军事价值下降。而且，爵位传承往往一代不如一代，纨绔子弟多，名将种子少。更重要的是，皇帝对军权极其敏感，不可能让某个勋贵家族长期掌控某一支核心军队。到了中后期，除了像戚继光这种特例（他还不是传统勋贵），勋贵在朝堂上的话语权已经大不如前，更像是一种荣誉象征。”
朱及第插话道：“那太监呢？明朝太监权力也很大啊，像王振、刘瑾、魏忠贤……”
“太监权力再大，其根源也来自皇权。”历史喵喵立刻反驳，“太监是皇帝的家奴，他们的权力是皇权的延伸和异化。皇帝用他们来制衡文官，处理一些皇帝不想亲自出面或者文官体系难以处理的事情。但太监集团有几个致命弱点：第一，缺乏法理和道德上的正当性，士大夫阶层从心底鄙视他们；第二，极度依赖个别皇帝的宠信，一旦换皇帝或者失宠，瞬间垮台；第三，他们本身没有独立的行政体系和人才选拔机制，无法像文官那样形成稳定、持续的统治力量。他们是利器，也是双刃剑，很容易反噬，但归根结底，玩脱了责任还在皇帝身上。”
这时，一位网名“制度史观察”的网友缓缓开口，语气沉稳：“所以，对比下来，文官集团的优势就太明显了。”
“第一，来源稳定且‘公正’。科举取士，理论上天下读书人都有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给了文官集团巨大的社会基础和心理优势，他们代表的是‘天下公议’。”
“第二，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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