矣！”他对这种可能开启恶劣先例的行为感到忧心忡忡。
而在南京国子监，年轻的学官方孝孺慷慨陈词：“诸生须明辨！永乐皇帝虽有开拓之功，然‘太宗’之号，足以昭其德业。嘉靖强行升‘祖’，虽保全太庙之位，然其心不纯，其行不古，乃是以私意凌驾于公义之上！吾辈读圣贤书，当以捍卫礼法正道为己任，岂能因势利而枉顾是非？”他的话语中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坚守，以及对后世那种“政治算计”的强烈排斥。许多监生受其感染，纷纷附和，认为嘉靖此举实乃败坏礼法的罪人。
与此同时，在某个县学中，尚且年轻的黄子澄在与同窗争得面红耳赤：“尔等何其迂腐！天幕已言明，此乃不得已之政治举措！若非升‘祖’，难道真让成祖牌位被祧？届时天下如何看燕王一系？嘉靖皇帝此举，正是权衡利弊后，对祖宗、对社稷负责的体现！岂能一味以僵化古礼苛责？”他内心或许已经隐隐觉得，在某些非常时刻，采取非常手段是必要的，甚至开始欣赏这种打破常规的“魄力”。
老家书斋内，依旧名叫齐德的青年，则对友人的议论不以为然，他啜着茶，漫不经心地说：“争这些作甚？庙号不过是个名头。后世皇帝觉得需要，给他祖宗换个更响亮的头衔，有何不可？关键是皇权稳固，天下安定。我看那嘉靖皇帝，倒是深得权变之要。”他完全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待此事，浑不觉自己未来也将陷入一场更为惨烈的礼法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