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阿贝走到床边跟他告别，他才把烟杆从嘴里拔出来，在床沿上磕了两下，磕掉烟灰，说了三个字。
“别太累。”
阿贝弯下腰，替他把滑到胸口的被子拉上来，掖好被角，手指停留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轻轻拢了一下。“爹，上海的绣坊新接了一笔单子，下个月发了工钱我就寄回来。你的腰没好之前不要下床，码头上的事我已经跟老陈叔说好了，他会帮你照应着。”
她直起身来，握了握养母的手，转身朝门外走去。身后传来养父咳嗽两声后沙哑的声音——“到了上海记得来信”。她没回头，只抬起手在肩头挥了挥，像是拂去西塘河面上一片柳絮。
走出家门的时候，码头上已经聚了不少人。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通知，但他们不约而同地放下了手里正在修补的渔网、正在晾晒的鱼干和正在搓洗的衣裳，站在码头边上，站成长长的一排。老陈头手里拎着两条新打上来的鲈鱼，鱼鳃还在翕动，用草绳从鱼嘴里穿过去，递给阿贝，让她带到上海去吃。王婶塞过来一包自家晒的红薯干，用旧报纸裹着，报纸上沾着红薯的糖霜，黏糊糊的。就连那个家里最穷的新寡妇人，也抱着一件亲手缝制的土布棉背心等在路边，硬要塞到阿贝的帆布袋里，说上海冬天湿冷，贴身的衣裳总要多一件。阿贝推辞了好几次，最后还是拗不过，一一收下，帆布袋被塞得满满当当。
这些人一年前也是这样站在码头上送她去上海的。那时候她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丫头，帆布袋里只装着两件旧衣裳和养母给她的两块银元，码头上的人看着她，眼神里都是担忧——“一个丫头片子去上海能干什么”，“别被人骗了”，“实在不行就回来”。那时候的“回来”两个字，是一个退路，一个失败之后可以钻回去的壳。但这一次不一样了。这次码头上的渔民们看她的眼神里不再是担忧，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期盼——“阿贝去了上海，码头的日子就好过了”“阿贝说的那个绣品作坊，是真的吗？”“回头卖了绣品挣了钱，我也让我家丫头去上海学手艺。”阿贝这个名字，在他们嘴里变成了一个开头，一个可以把日子往好处过的、实实在在的开头。
阿贝从他们中间走出去，每走几步就被拉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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