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什么都没说。
他们继续往前走。福泽谕吉不断介绍著学校的各种情况：课程设置，师资来源，毕业生的去向，和外国学校的交流。
他说得很详细，数据张口就来，显然做足了准备。莱昂纳尔听著，偶尔问一两个问题，都是很具体的技术性问题。
比如「英文课一周几节」、「物理实验做到什么程度」、「毕业生有多少去了国外」。福泽谕吉一一回答，滴水不漏。
但他始终摸不清莱昂纳尔的态度。
这些问题的答案本身没有好坏之分。莱昂纳尔听完，既不夸奖，也不批评。他只是听，然后点头，问下一个问题。
福泽谕吉感觉自己像在考试。考官不出分数，也不给评语，只是面无表情地翻到下一页试卷。
这种不确定让他越来越焦虑。他想起莱昂纳尔在东京大学演讲时的那些话，想起那些学生们像被雷劈了一样的反应。
他不想让庆应义塾的学生也变成那样—不是不想让他们被震撼，而是不想让他们被一个外国人震撼。
要震撼，也得是他福泽谕吉来震撼！
所以今天不能是演讲，演讲就落了下乘。东京大学请莱昂纳尔去演讲，是让他站在讲台上「布道」，学生们在下面听。
不管讲的人有多么好，听的人多么激动，这个姿势本身就意味著日本的下一代在被动地接受外国人的灌输。
福泽谕吉不想要自己和自己的学生做被动的接受者。他想要的是对话，那种身份平等地对话。
他福泽谕吉，和莱昂纳尔·索雷尔，面对面坐著，你问我答，我问你答。
这才是一个文明人和另一个文明人交流的正确方式！
参观完最后一栋教学楼，福泽谕吉停下脚步：「索雷尔先生，参观就到这里。我在讲堂准备了对谈的场地。请。」
讲堂是一栋独立的建筑，比普通教室大得多，能容纳三百人。
但今天福泽谕吉没有安排全部学生入场，只有教职员和少数优秀学生才有资格旁听他与莱昂纳尔的对话。
讲台上摆著五把椅子和一张矮桌。桌上铺著深蓝色桌布，放著一套茶具。
福泽谕吉引著莱昂纳尔走上讲台，两人面对面坐下。井上馨坐在福泽谕吉旁边，孙文则坐在莱昂纳尔身后。
台下还坐著专门记录几人谈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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