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啊，余切！”王濛苦笑道，“你写写小说就得了，还当起了侦探。惹出一些国际事端我们怎么办？虽然智利是个军阀政府，但他们和我们的关系还行。”
余切说：“你看过聂鲁达的诗吗？”
“看过。他是个大情圣，现在国内流行的版本，都是你来翻译的。说起来，《人民文学》还按照五元每千字给你计稿酬，快回来拿稿酬……”
王濛知道余切要说什么。
在余切所翻译的聂鲁达诗集里面，除了少数的情诗，大部分都是他对革命和社会建设的诗句。
果然余切说：“王总编，聂鲁达冒着巨大的风险，在我们成立早期的时候，多次从遥远的智利来拜访我们，宣传我们。我现在所处的哥伦比亚，是全世界离京城最远的国家之一，其实智利还要远一些。”
“王总编，在京城的《人民文学》杂志社向地面射出一道光束，假如它能穿透地心到另外一边，那就是阿根廷，而阿根廷的海岸就是智利。聂鲁达走了这么远的地方才见到我们！而他来了三次。”
王濛哑口无言，只好道：“余老弟，你就算不同意，也用不着叫我王总编。虽然我确实姓王……但我是你的朋友呀。”
余切忍不住哈哈大笑：“如果你被人陷害了，只要我还活着，我也会为你说话的。我要是死了，我的骨头也要替我朋友说话！”
这话迅速地打动王濛。
因为王濛早年有过一段坎坷的经历，使他尝遍了人情冷暖。今年王濛五十多岁，有多少人知道王濛曾是个超前于时代的年轻作家？
他的成名作《青春之歌》，是五十年代时，他十九岁时写的，尘封了数十年后才得以发表。
在王濛的人生关键时刻，每次他都遇到拯救他于水火之中的人，使得他的文学之火没有熄灭。他一分钱没有的时候，靠写情诗把发妻追到手，结婚时啥也没有，只有一碗炸酱面；下放的22年间，有十六年在边疆地区，朋友纷纷疏远他，而老婆却放弃了京城的中学教师岗位，跑去和他在边疆劳作。
这时间甚至漫长到了王濛成为一个维语专家，在他以为必然在边疆呆一辈子的时候，有人看上了他的小说，提拔他来京城。得知他高升后，几十个人围在车站欢送他，但王濛只感谢他最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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