钵满。温家虽然没有直接入股，但他家是招商船行的主要生丝供应商之一，每年只是卖生丝就就能净得数千两。若是朝廷在上海开埠，依照当初月港事例每年东西洋一百一十引的制度发放船引，再按照郑芝龙在安平收取“牌饷”每船两千两计算，二十万两是手到擒来之事。
不知这上书之人是谁？温体仁暗暗诧异。通政司送来的所有奏章他都看过引黄，大概知道内容，最近这一年多来就没有人上书谈过开埠设关之事。
皇帝久居深宫之中，连京师都没有出过，显然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那么是谁上书的呢？温体仁立刻想到了太监。
太监的贪婪异乎寻常，且万历年间就有派遣太监去各地税关担任税监之事，皇帝莫非是受了太监的蛊惑才想起了此事？
但是眼下的江南海贸利益，多在江南士绅手中。朝廷要在上海开埠设关，侵夺他们的权宜，不啻于虎口夺食。
虽说他已经有心要整治复社，在上海设关大可借此掐断他们的财源。但他可不愿与江南缙绅为敌。何况太监们谋划此事，亦未与自己通气――他倒不反对太监借此敛财，但是白白的送一个好处给他们，他也没这个兴趣。
当即他轻轻咳嗽一声，道：“开埠固然能增国家之收成。只是上海县不甚妥当。”他提醒道，“上海乃是南直大县，距南京不过数百里，快马朝发夕至，又扼长江入海要道，乃海防重镇。沿江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难关防，不宜开埠行商。”
上海的海贸各种优势在17世纪的官员们看来，正是最大的劣势。温体仁如此一说，阁僚们纷纷表示赞成。
温体仁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皇帝闻言一时间也无从反驳。毕竟这只是钱太冲这样一个无名小卒的建言。
眼瞅着此事已无后话，温体仁却又道：“上海虽不合适，然皇上所言开埠之事于国事亦大有益处。臣请不妨在沿海他省，不甚要害之处另择一地，开埠设关。”
这话说得很是得体，亦照顾到了皇帝的面子。崇祯亦觉甚是满意。其实不论是月港、广州还是上海，他都无甚特殊印象。说到底还是被二十万两的收入打动了。
只要能收到钱，开埠选择何处他并不在意。当即赞许道：“温卿果是老成持重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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