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于福建漳州的辩难。黄贞随后即自闽至浙，遍请儒士禅师，对耶稣会进行教义批判。这些批判文献，最后汇集为《破邪集》。
在杭州进行的两教辩难始于崇祯八年三月，黄贞造访宁波天童寺禅师密云圆悟，圆悟遂写下《辨天初说》，交由禅师唯一普润于杭州张榜公布。天主教会方面未对此举有过回应。
已圆寂的高僧云栖（莲池）和尚的弟子张湉（广字辈）遂于八月持《辨天初说》至杭州观巷天主教堂，将《初说》交予耶稣会士傅泛际。
然而根据《辨天二说》的记述，耶稣会士并未回应此次辩难。于是圆悟于九月写下《辨天二说》，继续在杭州张榜公布。教会方面继续避战，只有部分奉教儒士以云栖和尚生前所作《天说》辩难利玛窦而失败为理由回绝论战。
随后，圆悟和尚再作《辨天三说》，而张湉则根据教会发布的传教文献《辨学遗牍》考证出，昔日作《復莲池大和尚四端》者并非利玛窦。而在福建刻本《辨学遗牍》则有“弥格子”（御史杨廷筠之教名）之序言，该序言中，杨廷筠编造了云栖和尚临终向上帝忏悔的故事。
于是，张湉作《证妄说》再次攻击天主教会。
在这场围攻中，天主教一直处于避战的地位，采取了不参与辩论的龟缩政策。尽管教会中的一些奉教儒企图进行反击，但是教会的首脑人物始终坚持不回应不辩论的方式――这大约是吸收了南京教案中的某些教训。做出一副“清者自清”的摸样来。
事实证明教会的这一策略是有效的，因为很快就有非佛教徒的普通儒士站出来指责佛教徒：“云栖弘济利生之德，昭如日丽中天，人孰得而掩之？彼诬谤者徒自诬耳，何足以损其光明哉！胡不闻古德云：‘一切是非莫辨之’说耶，子乌用是喋喋也？”
很显然，天主教会采取的退让政策，将自己打扮成了受害者的形象，使弱小的杭州教会免于受到进一步冲击，最后安然度过了危机。
“现在可只有崇祯四年。”赵引弓提醒他。要等到崇祯八年，说不定形式已经发生了大变化。
“你听我说下去。”张应宸象卖关子一样，继续说道，“明末的儒士大多有‘逃禅之癖’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